- 女性董事的职能及影响: 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 时间 : 2018-02-01 14:09 来源 : 未知 作者 : admin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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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女性董事的职能、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女性董事与企业战略行为三个方面梳理了女性董事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发现: 国内外学者重点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而较少关注并考察其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 以往研究还重点关注并检验了女性董事与企业财务绩效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 但却忽略了考察女性董事为什么以及怎样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 这也是导致目前尚未得出一致性研究结论的重要原因; 此外, 中国情境下的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的作用机制需要展开深入分析和考察, 因为以往相关研究主要是基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展开的, 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上市公司的关注较少, 未来有待进一步构建中国情境下女性董事对企业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女性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全球女性崛起备受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从全球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的女性董事现状来看,女性董事在公司治理当中也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她们在公司董事会占据席位的比例也逐步提高,使得公司的董事会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尽管各个国家采取大量的措施积极推动女性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例如,在 2012 年欧洲委员会提议立案,到2020 年女性董事在欧洲所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比例不得低于 40% ,如果有上市公司达不到此标准将会受到巨额罚款[1]。然而从整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女性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占比仍然较低。例如, 2014 年美国世界 500 强的企业董事会中只有 17% 的女性董事,同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席位的占比仅为16. 39%[2]。为什么女性董事的数量和占比还是如此之低呢?
国内外学者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和考察,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其研究主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追踪并考察了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数量及影响因素[3] ; 二是重点从国家层面[4]、产业层面[5]、企业层面[6]和个体层面[7]关注并考察了女性董事占比较低的影响因素。
此外,国内外学者对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发挥的作用也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女性董事的职能、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女性董事与企业战略行为。本文将重点围绕女性董事的职能及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发挥的作用展开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二、女性董事的职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商业伦理和公司治理等问题的影响[8-9],女性董事对企业公司治理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被广泛认知和关注。纵观以往研究成果,学者们主要基于代理理论、高阶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角色理论等重点考察并检验了女性董事的监督控制职能、战略决策职能和资源提供职能。
( 一) 女性董事的监督控制职能
早期部分学者主要基于代理理论[10]提出作为董事会成员的女性董事,其主要职能是监督控制[11], 她们更多地在履行监督控制职能的部门任职, 可以有效提高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监督企业CEO, 而且她们比男性董事有更高的董事会参会率。具体分析如下, 因性别差异导致女性董事与男性董事的认知框架存在较大差异, 所以与男性董事相比, 她们具有不同的道德推理、风险规避和对合法性的关注点, 从而使得女性董事的价值观和经验对其在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产生了重要影响[12]。由于女性董事在履行监督控制职能时采用比较严格的道德标准[13], 她们更容易判断识别出企业的不道德行为。因此, 女性董事往往倾向于在上市公司的监督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任职以履行监督控制职能[14-15], 而且 Cumming etal.16]研究表明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数量增加后, 企业财务欺诈的可能性变得更小了; 周泽将[17]也认为女性董事的监督作用降低了外部审计监督的需求。女性董事也能够通过有效监控财务报告流程和审计流程以提高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质量,如 Srinidhi et al.[18]提出女性董事与企业盈余质量正向相关; Gul et al.[19]的研究也发现女性董事显著增加了股价信息含量; 此外,叶继英[20]也得出类似结论,她发现董事会性别多样化能够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并且在盈余质量较差的公司作用更大。女性董 事 还 可 以 有 效 监 督 CEO, 如 Bugeja etal. [21] 发现 CEO 薪酬与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性别多样性呈负相关关系, 女性董事控制了 CEO 过多的薪酬; 此外, 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更倾向于认为CEO 是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下降的影响因素, 从而会导致 CEO 离职[15] 。相对于男性董事, 女性董事在参加董事会之前会进行充分的参会准备, 并具有更高的参会出勤率, 从而能够比男性董事更好地 履 行 监 督 控 制 职 能, 如 Adams & Ferreira[15]的研究表明女性董事比男性董事参加董事会的出席率要高, 而且性别多元化的董事会召开会议的次数也更多, 而且 Huse & Solber[22]的研究表明女性董事可能花更多的时间为董事会会议做准备, 倾注精力在董事会绩效评估。
综上所述, 以往研究主要利用代理理论考察了女性董事的监督控制职能, 由于认知框架的差异, 相对于男性董事, 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更多地发挥了监督控制职能, 具体如表 1 梳理归纳的相关研究成果所示。
(二)女性董事的战略决策职能
董事会在上市公司的战略决策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外学者也日益关注和重视董事会对公司战略决策产生的影响,有关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发挥的战略决策职能主要基于高阶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展开了较多的研究。高阶理论[23-24]提出,由于不同董事的认知框架存在差异,从而使得不同董事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存在差异,他们获取信息和评估信息流程也因此而不同,进而导致不同董事的认知框架对其参与董事会战略决策过程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相比于男性董事,女性董事在价值判断、风险导向、决策风格、领导风格等方面的特质有利于其在参与战略决策时提高决策质量[25]。
具体来看,(1)在价值判断方面,女性董事更可能看重相互依赖、仁慈与宽容,她们比男性更加注重关怀伦理,奉行一种重视关系和责任的关怀伦理[26]。
(2)在风险导向方面,研究表明人们经常高估自己对知识的精确性,男性比女性要更加过于自信[27],而过度的自信可能会导致男性主导的董事会做出风险过大的决定,祝继高等[28]、孙亮和周琳[29]研究都在经验上证明了女性的风险规避意识有助于公司做出更稳健的决策。然而,金智等[30]的研究则提出董事会中女性董事比例越高,则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越低。Levietal.[31]的研究也发现每增加一位女性董事,企业的投标次数减少7.6%,投标溢价减少15.4%。
(3)在决策风格方面,女性董事更倾向于采用合作的决策方法以协调多方利益,Bartetal.[32]发现女性董事在复杂道德推理(complexmoralreasoning)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董事,也就是说女性董事做决策时更可能会采取合作性决策方式。(4)在领导风格方面,女性领导的风格更加倾向于关注人际导向、民主性和参与性[1],从而可以激励所有董事会成员积极参与企业战略决策。此外,相对于只有男性董事的上市公司,女性董事还可以给董事会带来异质的知识、思路和观点,从而使得董事会可以获得更多元化的信息和视角,进而促进和引发董事会成员对获取的多元化信息进行深入、全面的讨论,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战略决策质量[15]。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社会角色理论考察了女性董事的战略决策职能,相对于男性董事而言,女性董事天生就有同情心、关怀他人和乐于助人,更加仁慈和富有爱心[34]。所以女性董事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相对于男性董事,她们也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等“软”问题[35],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表现得更加敏感,其中慈善捐赠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她们也更倾向于积极参与企业制定慈善捐赠相关的决策。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女性董事对股东责任、员工责任、环境责任、顾客责任、慈善捐赠、信息披露等都有正向影响[1,17,36-37]。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在高阶理论和社会角色理论的框架体系下,重点考察了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发挥的战略决策职能,如表2梳理和归纳的相关成果所示。
(三)女性董事的资源提供职能
资源依赖理论提出,董事会是上市公司联结外部环境中的关键组织,是上市公司获取外部资源和管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38],它可以给企业提供建议和咨询、提高企业的合法性,是企业与外部组织信息沟通的渠道,还可以帮助企业优先获得外部组织的资源。以往研究表明女性董事给企业提供的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由于女性董事在市场和销售方面更具优势[39],她们能给董事会带来关于消费者市场的新的不同观点[6,40],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女性董事拥有女性细分市场方面的专长和知识[41],有利于给企业战略决策带来独特的有价值信息[42-43];世界各国的上市公司都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机构投资者等多方面的压力,要求它们提高董事会的性别多元化程度[9],而且各国政府也都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女性进入董事会任职[44],所以说聘请女性董事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合法性[45];女性董事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与外部组织沟通的渠道,由于她们对非工作领域和慈善以及社区服务更感兴趣[39],聘请女性董事有利于企业与外部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提高消费者、潜在投资者等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进而提高企业经营绩效;聘请女性董事还有利于与重要供应商建立联系,因为很多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聘请了女性董事的企业,也就是说女性董事促进企业与外部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从供应商和客户那里获取额外的商业机会[46]。此外,女性董事对女性雇员,特别是女性高管,具有激励作用[47],而且聘请了女性董事的企业往往被劳动市场认为是友好雇主,从而有利于企业吸引优秀人才。.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在资源依赖理论框架体系下考察了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发挥的资源提供职能,剖析了女性董事给企业带来的四类资源,具体如表3梳理和归纳的相关成果所示。
(四)情境因素对女性董事职能的调节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知,以往研究基于不同理论从不同视角分别侧重分析了女性董事的监督控制、战略决策和资源提供职能。然而,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履行其职能时还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其在董事会所发挥作用的效果。也就是说,女性董事职能的发挥会受到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来自国家层面、企业层面和董事会层面。具体来看,一些学者探讨了国家层面调节因素对女性董事职能的影响,如Post&Byron[12]的研究表明,女性董事履行董事职能还受到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影响,能够有效保护股东权益的制度环境和男女平等的国家文化都有利于女性董事发挥监督控制和战略决策职能;周泽将[17]的研究也发现,女性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降低了外部审计监督的需求,并且这种效应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明显减弱,表明法律环境的完善对女性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此外,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女性董事职能的发挥,如李长娥、谢永珍[48]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女性董事与公司技术创新投入的关系;周泽将、修宗峰[49]也发现女性高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宏观经济环境对女性高管与现金持有水平二者关系有·27·第32卷第6期王分棉,于振,周煊:女性董事的职能及影响: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显著的调节作用。
也有一些学者从企业层面考察了女性董事职能的调节因素,并发现在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女性董事的监督控制职能被削弱[49],而所有权集中度则有利于促进女性董事发挥监督控制职能[51]。此外,还有学者从董事会层面探讨了影响女性董事职能发挥的调节因素,如Adams&Ferreira[15]发现董事会多元化程度和独立性也都可以促进女性董事有效发挥监督控制职能。
综上所述,女性董事的监督控制、战略决策和资源提供职能所发挥的效果还会受到来自国家、企业和董事会等层面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女性董事会职能作用的发挥存在着一定的边界条件,具体如表4梳理和归纳的相关成果所示。
三、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
根据文献检索结果可知,国内外学者较多地探讨了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女性董事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12],主要得出了三种结论:
一是女性董事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例如Adams&Ferreira[52]和Carteretal.[53]等都发现女性董事的比例与上市公司的ROA正相关;Francoeuretal.[54]则发现女性董事能够给企业带来超额回报;此外,张娜[55]的研究也发现女性董事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并且女性董事的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二是女性董事与企业财务绩效负相关,例如Adams&Ferreira[15]发现女性董事的比例与公司的托宾Q值存在负相关关系;Martin[56]提出女性董事会导致公司业绩的下降,原因在于尽管女性董事更重视对管理层的监督,但会因消耗过多的精力而容易造成顾此失彼[57];此外,况学文等[58]和周泽将等[59]也都发现女性董事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
三是女性董事与企业财务绩效无关[60-62],例如Shraderetal.[61]和Zahra&Stanton[62]都发现女性董事占比与企业利润率总资产回报率或者净资产回报率均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Farrell&Hersch[63]则发现董事会中增加一个女性对公司的资产回报率以及市值都没有影响;Rose[60]也发现董事会性别多元化对公司的托宾Q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他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是女性董事比例过低,在董事会中“势单力薄”使得其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造成的。
有关女性董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之所以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国内外学者只是重点关注并考察了女性董事与企业财务绩效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而忽略了进一步剖析女性董事为什么影响以及怎样影响企业财务绩效[64]。事实上,女性董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正向或负向的直接关系,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女性董事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是存在差异的[12],这也是以后研究女性董事对企业财务绩效相关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然而,国内外学者较少关注和考察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只有一些学者提出相对于男性董事,女性董事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等“软”问题[35],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探索了女性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65]、员工责任[37]、信息披露[19]、慈善捐赠[1,17]、环境责任[66]、顾客责任[67]等方面的影响。具体来看,部分学者提出女性董事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和社会绩效,如Bearetal.[68]研究发现女性董事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强度评级正相关;Boulouta[35]也提出董事会性别多样性与企业社会绩效显著正相关。一些学者发现女性董事有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女性董事人际导向的、民主的领导风格带来了较高的员工满意度[44],如Bilimoria[42]和Terjesenetal.[37]都指出女性董事有助于企业吸引外部求职者,同时也有利于留住内部员工;此外,女性董事的存在使董事会对女性问题更加敏感,并致力于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如女性员工晋升、产假、性骚扰等问题[69]。还有一些学者发现女性董事有利于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董事会因女性董事带来新的观点和信息提高了董事会讨论的质量,进而提高了董事会监督公司信息披露的能力[19],如Guletal.[19]实证经验支持了女性董事有助于企业增加股价信息含量。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女性董事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女性董事更加注重自身责任与义务,也更愿意推动企业进行现金捐赠,周煊等[1]和周泽将[17]也都在经验上支持了女性董事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对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正向影响,他们提出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并察觉到健康和环境风险相关的问题[70],所以女性比男性更可能表现出对环境友好的态度和行为[71],如Postetal.[66]研究发现董事会中有3名及以上女性董事的公司的KLD环境优势得分会显著高于其他公司。此外,还有研究表明由于每个国家60%的消费都是女性决策的,所以女性董事能够更好地理解消费者的需求,企业倾向于聘请女性董事将公司文化变得更具顾客导向[67]。可见,女性董事可以更好地了解顾客需求,有利于帮助企业提高顾客满意度,如Brammeretal.[36]研究发现在与最终消费者越接近的行业,女性董事对企业声誉的正向影响越显著。
综上可知,女性董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作用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产生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二者的直接关系,而较少在深层次剖析女性董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理及实现路径。当前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社会绩效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可能的原因在于有关社会绩效的衡量方法尚存在争议,而且相关数据的获取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在表5中本文梳理和归纳了以往研究对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相关成果。
四、女性董事与企业战略行为
根据文献检索结果可知,只有较少的学者关注并考察了女性董事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72],他们主要探讨了董事会是否有女性董事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更是少有学者深入分析并考察女性董事在董事会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73],仅有少数几位学者实证检验了女性董事对企业并购战略和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如Chenetal.[72]和Levietal.[31]都考察了女性董事对企业并购的影响。Levietal.[31]研究发现有女性董事的企业不倾向于实施并购战略,或企业仅进行较低的溢价并购活动;Chenetal.[72]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他们发现女性董事对企业并购的数量和交易价值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还有部分学者考察了女性董事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影响,如Hillmanetal.[45]提出随着企业多元化业务的开展,企业对外部环境依赖范围的增加,聘请女性董事对企业应对来自不同外部环境的利益相关者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实施多元化战略的企业倾向于聘请女性董事。此外,Chatmanetal.[74]也提出董事会性别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给企业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知识、经验和外部资源,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和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周泽将等[75]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女性董事与企业多元化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尤其是女性非独立董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多元化程度。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女性董事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少数学者利用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认同理论、高阶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更是少有研究深入系统地分析女性董事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这些问题都有待以后展开进一步的系统分析,进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女性董事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机制。在表6中本文梳理和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对女性董事与企业战略关系的相关成果。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女性董事的职能”“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和“女性董事与企业战略行为”三个方面的综述可知,国外学者对女性董事进行了深入、多视角的系统研究,形成了比较完善和丰富的理论体系,他们基于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高阶理论、社会认同理论、社会角色理论等分析了女性董事的相关问题,探讨和考察了女性董事的职能及其对企业绩效和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情境下的女性董事对企业的影响机制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女性董事在董事会所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国内学者对女性董事也进行了较多的考察,一些学者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和考察了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也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
然而,以往有关女性董事的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1.以往研究重点考察了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其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他们主要基于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探讨了女性董事的职能,并重点考察与检验了女性董事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12,72],但未形成一致性研究结论。此外,当前研究还较少关注并深入剖析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如何发挥作用来影响企业的战略行为[73],而且以往研究对女性董事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过程讨论不够,也就是说管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上,尚未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以后展开进一步的系统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挖掘女性董事影响企业战略的因果链,重点考察女性董事影响企业战略作用机制的实现过程和路径,以剖析女性董事影响企业战略的作用机理,从而可以在深层次上阐释与明晰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履行其职能的作用机理。
2.以往研究重点分析并检验了女性董事与企业财务绩效二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而忽略了对女性董事为什么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分析与考察。以往研究主要从不同视角并利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由于在实证检验时很难获取一手数据,以往研究主要基于二手数据检验有无女性董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而对女性董事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过程讨论不足,这一问题也有待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索与挖掘女性董事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因果链,进而在深层次揭示其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研究结论不一致产生的原因。此外,由于上市公司聘请女性董事时可能会产生自选择偏误的内生性问题,而以往研究在检验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影响时没有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导致回归结果失真而难以明晰二者的因果关系。
3.中国情境下女性董事对企业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由上述文献综述分析可知,当前关于女性董事的现有研究主要基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展开的,仅有少数研究采用美国之外的样本公司[60],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关注更少。因为不同国家的上市公司所面临的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会导致美国以外国家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与美国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上市公司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相对较弱的中国,女性董事对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机制将有别于美国,所以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女性董事对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机制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理论。女性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发挥作用的作用机理为何?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结合中国情境来构建比较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越来越多的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聘请了女性董事,这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女性董事在董事会如何发挥其职能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研究平台和研究机会,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证据和研究成果也将进一步完善女性董事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