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百年回眸与展望

邴 正 

　　随着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本版特开专栏，邀请社科界的专家学者就如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培养有能力承载社会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培养有能力改变社会的社会改造工程师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有所启发。

　　站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学人的精神是极其痛苦的。老大帝国被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打败，满眼是各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惨景。变法维新失败，六君子的头颅被当街砍下悬街示众。那是一个充满黑暗的年代。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梁启超奋笔疾书大声呼吁：“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

　　20世纪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从“变”字开始的。第一个变字是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翻译介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学术思潮，从此中国学人走出中国古代圣贤典籍的狭隘樊篱，开始做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学术探索。第二个变字是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学术精神上告别封建文化传统，从此中国学人走上了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学术精神之路。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从无到有的一百年。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没有经历学科分化，只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精神文化追求。进入20世纪，中国学人在总结继承前人相关成果与积极引进国外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深入探索，陆续建立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体系，终于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进入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时代。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探索中国特色学术之路的一百年。从五四运动始，中国学人在告别封建思想禁锢的同时，相继走出了搬运他山之石的窘境，努力使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创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扬和改造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旨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中国特色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使中国跻身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国的行列。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人才辈出的一百年。哲学家孙中山、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朱光潜、贺麟、李达，文学家鲁迅、林语堂、闻一多、朱自清，吕叔湘、王力、钱锺书、季羡林，史学家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吴晗、顾颉刚、夏鼐，经济学家马寅初、孙冶方、陈翰笙，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文藻，民俗学家钟敬文，翻译家严复、傅雷，可谓群星璀璨，大师如林。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与不断创新，为我们留下了现代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站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学人是幸福和欢乐的，因为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已作为一个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经济大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因为 20世纪的中国学人已经用他们的抗争、呐喊、探索与创造，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站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学人也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大众文化崛起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地位、功能、研究方法、传播方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过去，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探讨在新形势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模式和发展趋势，是摆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面前的历史使命。

　　我们有过辉煌。在世纪转折激动人心的年代，一批矢志于创建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人崛起于乱世，呐喊于黑夜，耕耘于尺牍，授业于蒿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的见解虽有时代之局限，但他们求知之执著、治学之严谨、知识之渊博、学贯中西之气魄，当为后世汗颜与仿效。我常想，再过几十年，后人来追忆我们这一代，追问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又留给他们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些学界前辈的思想和风范传给我们的学生们吗？这是历史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宝贵财富，也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无法推拒的重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辉煌历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正处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大好时机：一是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十六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二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物质条件支撑。另一方面，转型时期正是矛盾突显期，社会问题暴露比较全面，专家学者可以更深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

　　首先，要充分认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要规划好经济和社会发展，首先取决于我们对当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正确认识，这就要通过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提高思想认识的科学性。我们只有深刻地把握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脉络，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决策才能做到科学合理。从当前全球趋势看，发展速度加快，信息更新频繁，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对社会发展进行宏观的、预测性的、超前的科学性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文化方面出现一种跨文化融合的倾向。西方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对不发达国家民族的文化构成一定的冲击和压力。因此，一定要加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改造传统文化，使之与现代化相适应，要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凸现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就要发展科学技术，但仅有科学技术还不够，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若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还需要辅之以相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最直接的是经济要发展上去，仅有技术还不够，还需要有好的管理。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另外，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相对不平衡，像城乡差距、地域差距、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等正在拉大。我们肩负着重塑民族精神、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而艰巨的使命。发展市场经济，还需要辅之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导整个社会和个人的生活。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要深入研究与构建和谐社会相关的理论问题。

　　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要重视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现在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主要强调社会矛盾运动和对矛盾本身比较贴切的表述，按毛泽东的说法，应为对立统一。过去我们注意的是对立的、冲突的一面，对统一的一面却有所忽视。所以，给人一种印象是马克思主义是讲斗争的，现在提出的和谐与斗争是什么关系？这种疑问是受“左”的思潮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理解片面性的一种表现。要纠正这种片面性，就要认真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把马克思的社会矛盾运动论的学说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最终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有关理论协调起来，搞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说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理论上的联系和关系。

　　二是中国文化传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核心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思想体系，儒家强调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和合精神。这是我们研究构建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要弄清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和谐思想是适合我们今天发扬的，哪些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是有差别的。

　　三是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当代全球性学术思潮的关系。当代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其中有很多思想流派是强调社会和谐、稳定、平衡的，像帕森斯，就是比较著名的社会均衡论的学者。我们强调的和谐不是均衡，但他的一些思想观点却可供我们参考。还有像后发展理论、罗马俱乐部和未来学派，他们的很多观点都涉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稳定、循序渐进、协调地去推动社会发展的学术思想，这些都可为我们借鉴。

　　四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是改革促发展，稳定促发展，要协调好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的辩证关系。30多年来，我们社会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原因是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否意味着发展失衡，是否意味着发展过快，如何看待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如何根据当前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提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谐究竟是一种理想主义，还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先主要抓发展，然后再重点抓和谐，还是继续推动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去争取社会的和谐？这是需要解决的从理论到现实的重要问题。

　　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专家学者，首先要做名副其实的专业知识分子，同时也要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面对时代挑战，成为承载社会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有能力改变社会的社会改造工程师。

　　当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应用研究方面还有待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要做有能力改变社会的社会改造工程师。应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从单一侧重于理论，转向理论和实践、学术和应用 “两条腿”走路。应突出应用性的研究、综合性的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前沿性的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势，真正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也要做承载社会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进入全球化、信息化社会，专家学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表面看，在信息社会信息平等，专家学者的作用可能被弱化，因为在网上看不出专家学者来了，网上一些业余的人可以发表宏论，宏论有很多学术上的漏洞，但具有煽动性。普通群众学术修养有限，看不出这些缺点，所以很多人相信是真的。相反我们学者的文章，由于学术性强，群众接受起来可能有障碍，反而不能在网上广泛流传。在全球化、信息化社会里，专家学者实际上具有更重要的引导社会潮流的能力。在信息社会，专家学者发挥作用的功能出现了多样化，由传统的、纯粹的书斋学问，逐渐走向社会，逐渐变成引导社会潮流、引导舆论、引导信息这样一个重要的前导性作用。真正能升华人的学问，一定要能够左右、影响社会舆论，如果这个学问连社会舆论都影响不了，那就说明这种学问是与社会脱节的。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着艰巨的使命，我们既要开民智、启官智，又要为社会谋划发展，还要影响社会信息和舆论，用正确的、科学的学术成果去引导整个社会健康和谐地发展。  （作者系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http://www.sinoss.com/2010/0515/216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