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奖走向异化，不是评奖，而是评人；不是突出学术，而是变成社交，成为一种公关行为。学术评奖沦为学术交际场，学者蜕变为“长袖善舞”的“交际花”。

      学术评奖成为发家致富的好手段，评奖者拉赞助，被评者名利双收，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严肃的学术评奖沾染上铜臭气，变成逐利的商业行为。

     有些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滥评奖，评烂奖，学术评奖成为近亲繁殖和“举奖不避亲”的学术名利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静  刘方圆

       学术评奖，是学术研究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真正的学术奖项是神圣的，充满着荣誉和责任。评奖者一身正气，一秉至公；获奖者实至名归，倍感光荣；后来者以为高标，心向往之。可以说，严肃公正的学术评奖，对推进学术繁荣、深化理论研究、发扬优良学风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学术界各种各样的学术奖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者也经常面对各种评奖。其中，不乏科学公正的评奖，为学界所公认；但不可否认，浮躁和不正之风也正在悄然侵蚀学术评奖这一方净土。
     一些学者反映，如今某些学术评奖已经演变成学术自由市场，形式雷同，鱼龙混杂，评奖专业户、利益集团化和潜规则盛行，完全背离了学术评奖本身的主旨。本报记者就此话题进行了深入采访。

学术评奖良莠不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国家级的重大奖项在学者中间口碑还是很不错的。比如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奖”，文学界的“茅盾文学奖”，经济学界的“孙冶方经济学奖”、“张培刚奖”、“蒋一苇基金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吴玉章奖”等。这些奖项都对学科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曾长期担任“孙冶方经济学奖”秘书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向记者讲述了该奖项的评审过程。他介绍说，一般每届大概有100本书、150—200篇论文申请评奖，评奖周期历时3—4个月。评奖者通过两个途径申请：一是自己申请，并要求专家推荐；二是请重要的刊物、出版社和报纸推荐。初选小组成员由经济学部各个研究所推荐一名研究员，北大、人大、复旦、厦大、南开各出一名教授组成，此前集中在招待所封闭式评选。现在则采取会议形式，以多做准备工作为主。他还强调，有的书和文章由于初选小组相关专家较少，还要另请专家来评，并提出意见。
     张卓元说，为了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并经得起推敲，奖项宁缺毋滥，专著和文章要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时才推荐到评奖委员会，否则就不断请专家看。即使这样，评奖过程中仍然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影响评奖结果。张卓元坦陈此种情况自己也遇到过，如有人说只要能评上奖可以不要奖金，甚至可以捐钱。“‘孙冶方经济学奖’是严肃的，申请评奖一分钱不收，必须要达到标准才给予评奖，送人情是绝对不行的。”
     但与此同时，记者也听到，不止一位学者对某些学术评奖发出感慨。他们口中学术评奖的几大不端，大体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评奖走向异化，不是评奖，而是评人；不是突出学术，而是变成社交，成为一种公关行为。学术评奖沦为学术交际场，学者蜕变为“长袖善舞”的“交际花”。
     二是学术评奖成为发家致富的好手段，评奖者拉赞助，被评者名利双收，形成一个利益链条。严肃的学术评奖沾染上铜臭气，变成逐利的商业行为。
     三是有些评委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滥评奖，评烂奖，学术评奖成为近亲繁殖和“举奖不避亲”的学术名利场。

人为因素尤为复杂

     评奖本身是一个客观行为，为何成为滋生学术腐败病菌和学术不端行为的一大推手？
     有些评审专家辩解说，这与整个社会风气密切相关，且申报量过大，许多是著作，评奖标准不好操作。参评者则质疑，不能将不公正的评奖结果推诿给程序和制度。程序没错并不代表结果没错，真正好的程序不能保证结果没错，但能保证出了错及时纠正。另外，谁又来监督评审专家？
      双方各执一词，也验证了长期担任各种哲学社会科学奖项评委、吉林大学教授孙正聿的话，“评奖本身确实特别复杂、困难。首先，与评奖项目相比，评奖是一种对成果的评审，既有相对好操作的一面，也更有其不好操作的一面。好操作是因为它不是对一种预期的不存在的东西进行评审，而是对已形成的东西进行评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确定的对象。其次，正因为它是业已形成了的东西，工作量大就给评审人带来了很多困难。”
当记者电话连线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时，他表示，“香港学者很少参加内地奖项评审，因为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吃亏，内地学界对SCI和SSCI也有不同看法”。
     首都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对此很有感慨。他对记者说，学术评奖中的学术不端应该在学术界引起更大的重视。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到底危害和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一般的学者只是从抽象上来看，很难具体地去认识。只有自己参评时的感性认识才能证明以前抽象的认识。2010年，他曾参评某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其著作《“知识经济”批判》虽得到了各方肯定，却在评奖中惨遭“逆向淘汰”，而相关机构至今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说法。
     叶险明认为，中国学界的学术不端，包括其他领域的学术腐败，往往都是在程序之中发生的，之所以查不出来或者不好查就是因为它符合程序，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评审制度。
     也有专家指出，人文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成果那样立竿见影，其成果不好界定，也更容易出现一些不公正的评奖现象。加上有些规则有人为操作的空间，这样往往会出现问题，以致很多评奖还没结束，就有人知道内幕，知道谁会得奖。

香港学术奖项多为稳定年轻学者

     学界热衷评奖，学者热衷拿奖，社会热衷办奖，其深层次原因何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国旗表示，评奖比较实惠的主要是职称问题，许多单位将职称评定与获奖直接挂钩；同时，丰厚的奖金也很有诱惑力。除此之外，拿奖所带来的荣誉以及对本人学术的认可，都是评奖热的重要原因。
      与内地不同的是，香港的资深教授对拿不拿奖持无所谓态度。薛凤旋介绍，香港主要的8所大学里没有自己的评审体制，惯例是以西方为标准，看学者在SCI、SSCI里的文章有几篇，影响因子情况，而拿奖与评职称并不挂钩。另外，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设有“杰出研究奖”和“青年杰出研究奖”，主要是给刚进来的博士和博士后，校内评审通常不是给研究最有成就的人，而是变成一种安抚的手段。比如系里的年轻教授，合同将满，又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那么就要为他留下来创造条件、争取这个奖，毕竟刚出来的学者地位不稳固，要靠一些奖项来支撑。
那么，香港学者是否对SCI和SSCI的评价体系满意呢？“抱怨也很大”，电话里薛凤旋如是称。谈及原因，他分析说，靠以英语为基础的西方评审标准，有客观的地方，也有不客观、不科学的因素。比如，日本、法国、德国很重要的论文是在自己的杂志、用自己的语言发表的，但在这两个体系上不一定体现出来，中国内地一些好文章也在系统里反映不出来。另外，SCI、SSCI只是杂志文章，不包括专著，对专著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评职称、院士等主要靠这两个指标，如果有专著，要看个别情况，如果是欧美比较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的，就会受到重视，譬如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相当于SCI的8篇文章。
     薛凤旋还指出，SCI和SSCI文章总量差了3000%，前者文章引用次数是后者的30倍，如果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被引用30次，其实它的重要程度等于社会科学文章被引用1次。SCI文章比较短，往往很多人一起写，篇幅小；社会科学往往几十页纸，并且一个人写，每期最多三四篇，一个被认可的自然科学学术杂志一期可发多达20篇的文章。因此，二者之间应该有换算的比率。

专家要有学术眼光和学术良心

     任何一种体制都不可能完美，但应力求尽善尽美。针对学术评奖暴露出来的问题，专家们也谈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关于评审机制，专家普遍认为，要把一些量化的指标变成一种综合评议。孙正聿建议，应该坚持分类评审、专家评审、公开评审和复议评审四种方式相结合。分类评审也包括分层评审，即对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采取不同要求，基础研究成果要求应深，对学科建设有所增益；应用研究成果要求应实，要具有操作性。另外，不怕评奖评滥了，而是怕标志性的奖评坏了，一般的奖项起不了太大作用。同时，还应该从现实角度出发，更多地关注一些大奖的评审，对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学术导向性的大奖评审，必须格外严格对待。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所有采访对象都特别强调评审专家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良知。孙正聿认为，评审专家应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里大家能够公认的，有深厚学术根基，对学术前沿有透彻把握的一流专家。“他还要有学术眼光和学术良心，一个人缺少学术眼光，那么他的学术良心也会弱化，因为他不尊重自己；只有有学术眼光的人，才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学术良心，害怕染黑他的羽毛。”
     叶险明则建议，要建立科学的回避制度和严格的问责制度。每个申报奖项的人，可以向有关机构提出5—10名回避人，以避免一部好的作品毁于不同的学术见解，甚至人格上的分歧。假如鉴定结果推翻了原先相关学科评审组的看法，就要恢复名誉，同时规定原来的相关评委不能再担当评委。目前，中国学界的评委责权不统一，应对评委建立一定的奖惩机制。
丁国旗则提出，要建立事后补偿型学术评奖制度，对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追加奖项。另外，不能让“学术明星”当评委，评委要对评奖人负责，能够踏踏实实坐下来把“选手”的东西看一看，而不是抱着功利和私心的目的。当然，作为评奖人，本身也要心态平和，对奖励应有正确的认识。
     路漫漫其修远兮，也许，完善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评奖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每一位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学者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都关乎学术评奖的权威，关乎中国学术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