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不发论文也能当教授”,这是本报今天从杭州师范大学新近出台的《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指导意见》中抓出的一个亮点。当然,这是个形象的说法。根据报道,这份意见的核心是要构建“不惟数字论”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新体系,比如学校将组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在评估学术人才时会打破按年考核的常规学术评价和考核标准,依据其累积和持续的学术影响,实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和知名同行评议制度。

　　“不惟数字论”的标准虽是一个学校的尝试,但在“惟数字论”的环境里,其内含的革新无疑具有相当的冲击力。众所周知,目前各个高校对于学术能力的评价,一般都会有若干数字化的规定。比方说,要评一个教授,就得看看他发过多少“核心期刊”文章,出版过多少著作,承担过多少科研项目等。套用一句熟语,那真是“数字出教授,教授出数字”。如今,杭师大偏偏不以数字论英雄,当然会令人刮目相看了。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学术评价自然也要有一定的标准。量化的标准原也不是太离谱的事情,毕竟一定级别的学者应该拿得出一定数量的学术作品。评价一个人的学问,我们的老话常说“著作等身”、“学富五车”之类,用的就是量化的方式。不过,当量化标准不加区分地推广到所有学科,演变成为某种僵化的教条,且关系到学者的现实福利时,这种硬杠杠便异化为一种奇怪的指挥棒,指挥着人们千方百计发文章、出专著、要项目。为了达到够数的目的,有人偷工减料、粗制滥造,有人移花接木、改头换脸,明里的暗地的,手段花样翻新,胆子越来越大。于是,怪象来了:一方面学术作品汗牛充栋,一派“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学术不正之风却横行无忌,珍品难得一见。

　　学术研究自有一定的特性和规律,好比养花,需要合适的土壤、阳光和雨露。量化标准则是弱化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条件,只强调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开一定量的“花”结一定量的“果”,而“花”“果”的质量如何反倒不必细究、无足轻重了。更确切地说,量化标准很像工业流水线上的订单和指令,学者要是不能像工人那样麻利地流水作业,就会被淘汰出局。然而,任何学术创见和思想创新,都是极富个性的工作,都与学者的天资禀赋、学识积累、勤奋程度、性格特点等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学术单位容不得学者潜心修炼、自由发挥,非得用量化的框框去催逼和束缚他,那么所谓的学术创新就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了。

　　杭师大的“非量化”标准,是一种由“量”到“质”的回归,实际上为学术研究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板凳要坐十年冷”,这是学术研究的特性使然。学术评价作为一种导向,就要创造好的学术环境,鼓励学者愿意去坐冷板凳,并且能够坐得住冷板凳。若一位学者耗费十年只出了一部学术力作,那这样的等待也是值得的。就学术而言,这远比有些人一年出上十部著作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