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圣传：美学大讨论始末与六条“编者按”
- 时间 : 2016-03-29 13:41 来源 : 未知 作者 : admin_w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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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批判”到“学术转型”再到“美学争鸣”，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可谓是“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合奏的一曲美学“双簧”。尽管讨论起点上是对朱光潜的政治批判，话语形态上也是对苏式美学的翻版移植，但在荆棘丛生的学术语境中，却仍不失为一道“夹缝”中的学术奇观，其学术意义与历史价值绝不容抹煞。但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全程干预，“美学大讨论”又并非一场“真正的百家争鸣”：从《文艺报》的“编者按”到《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再到《新建设》的“编者附记”，中央权威报刊专门就美学问题先后发出了六条编者按语，直接框定并控制着美学讨论的进行；从抓美学领域“唯心典型”而令朱光潜“自我批判”到为制造凸显“百家争鸣”气氛而让高尔泰“论美”，更清晰地显露出学术论争背后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目的。因此，在权力场域的干预下，“美学大讨论”不但并无“自由”“平等”可言，还在苏化美学话语膨胀与欧美美学话语萎缩中尽显本土性美学话语的残缺及其学术性的不足。美学大讨论；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大环境”与“小气候”；编者按从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到1957年“反右”运动前夕，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微观松绑造成了以“批判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为起点的思想改造运动突然扭转，进而爆发了一场美学领域内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现在看来，思想改造“大环境”中“双百”方针“小气候”的出现，是针对朱光潜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清算发生学术转型的根本原因。正因“百家争鸣”“小气候”的突然出现，不仅为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松了绑，还客观上使得美学问题讨论与此前的系列批判运动呈现不同的性质，具有了严肃的学术讨论氛围和态度，因而也非如学界部分学人所全盘贬抑的“与当年的‘大鸣大放’‘大跃进’‘大字报’等等是同一家族的词儿”，“是披着学术外衣的一场‘洗脑’的‘政治运动’”。然而，这场“美学大讨论”又并非如学界另一部分学人所全盘称颂的是“一场真正的百家争鸣”，是“唯一的一套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话语，因此，它始终没有遭到政治批判”，尤其是在各种口径“编者按”的引导下，它仍是思想改造在美学领域的深入与延续。作为“知识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博弈，这场美学讨论直接缘起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过程中进一步扩散到美学领域内的“胡适派”朱光潜头上。《文艺报》作为“幕后推手”，全盘操纵着这一“美学事件”的组织发生，《人民日报》的参与则是这一事件由“政治批判”发生“学术转型”的拐角点，并以朱光潜、蔡仪、李泽厚的交叉互判为标志“戏剧性”地逆转为“百家争鸣”语境中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美学大讨论”。与此同时，随着讨论的展开与深入，《新建设》《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报刊也参与其中，对“美学大讨论”在“思想改造—‘双百’方针”这一“政治—文学”场域内的双向叠合与曲折演进起着推波助澜的效果。一、从“读者来信”到“澄清思想”：《文艺报》揪出了朱光潜“美学大讨论”正式发动的标志就是1956年6月朱光潜在《文艺报》发表的“自我批判”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作为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宣传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上，更扮演着“阵地性”的角色。在创刊号中，编者就提出“及时反映情况，提出问题，展开文艺批评，推进文艺运动”的宗旨要求，而在时代转换的初期，文艺战线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周扬所指出的要“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其关键“必须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具体应用”。正是在这种变更旧有意识形态，构建新型知识话语，借以确立和巩固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威的形式下，《文艺报》于1949年初就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展开对朱光潜等旧知识分子代表的批评。此后，在一系列政治施压和思想运动中，《文艺报》又于1956年不得不再次揪出“唯心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朱光潜，要求其就“过去的美学观点”进行自我检讨，以便“澄清思想”，这也是美学讨论在政治层面上的逻辑发生。（一）“询唤”的主体与“规训”的对象：接二连三的“读者来信”早在1949年10月25日，《文艺报》就以“文艺信箱”的形式发表了丁进的“读者来信”，称“我的理论或者染了朱光潜的什么毒，但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展开讨论”。《文艺报》在刊发这一来信的同时加发了“编者按”：编者按：接到丁进同志来信，提出有关美学的问题，现在特请蔡仪同志答覆。以后欢迎读者多提出问题，我们一定负责请专家解答。在刊发“读者来信”及“编者按”的同时，还刊登了蔡仪《谈“距离说”与“移情说”》一文进行“答惑”，认为朱光潜将美感看成与现实人生“孤立绝缘”的“排除一切情感欲望”的情形是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因为对象的实际效用和社会政治意义是美学对象的先决条件，而且“艺术标准要服从政治标准”。接着丁进的“读者来信”，《文艺报》1950年又发表了朱光潜的回应文章《关于美感问题》以及黄药眠《答朱光潜并论治学态度》、蔡仪《略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两篇再批判文章。作为对此前蔡仪批评的回应，朱光潜首先承认自己过去思想有许多地方“错误或过偏”，但又并不以为然，提出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中。而作为对朱光潜回应的再次批评，黄、蔡两文竟置于朱光潜文章之前。黄药眠主要从政治思想的角度对朱光潜此前美学进行清理，意识形态较浓，并告之此后还将专门就美的问题撰文阐述；蔡仪则从理论商讨的角度对朱光潜美学及其与克罗齐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并批判朱氏割裂和否定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决心“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此后便全心投入思想改造中，认真诚恳地进行自我反思与检讨，希望早日完成身份改造与角色转换。但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朱光潜而言，改造注定只能是“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也必然不断遭受批判与指责。1951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封来自谢亮生的“读者来信”，信中再次表达了“朱光潜应该继续深入地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的要求：“朱光潜还应该继续深入地批判自己。这不单是他个人改造的问题，也是他对受过他影响的人应负的责任。”同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又刊发了赵瑞芝的文章，再次呼吁朱光潜作进一步检讨：“我觉得朱光潜的检讨是不够深刻的，他还没有把过去的错误思想完全暴露出来，并作批判……希望朱光潜对自己的过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否则，他今后怎么能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呢？”从1949年《文艺报》丁进的“读者来信”进而引出的美学批判，到《人民日报》的“自我检讨”进而引出的反复要求进一步检查的“读者来信”，朱光潜作为政治“询唤”的主体，已然被视为“规训”的对象而置于历史的漩涡中，无法自控。尽管仍有自我的理论坚守，但其主动性与强大的政治吸附力相比，显然十分薄弱与无力。（二）视线转移与政治施压：《文艺报》的“检讨”和“重组”《文艺报》自1949年到1950年对朱光潜进行了小规模的初步美学批判后，批判视线便发生了转移。目标甚至一度由“旧知识分子”朱光潜变成了“理论权威”蔡仪，其标志性事件便是1953年《文艺报》第16—17期连载发表的吕荧《美学问题——兼评蔡仪教授的〈新美学〉》一文。该文对蔡仪《新美学》进行了严厉批评，刊发时也加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对于文艺理论的学术性的研究，我们现在还很缺乏，但这种研究在现在也很重要。吕荧同志这篇文章，是批评蔡仪同志的“新美学”的，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工作。我们发表它，希望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讨论。尽管此文因诸种原因并没有如编者所愿，引发进一步争鸣，却因蔡仪的“不满”而为随后蔡仪与吕荧的美学论争埋下了火种。《文艺报》对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旧美学”思想的视线转移在随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被放大。1954年，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投稿给《文艺报》，但被置之不理，最后发表在《文史哲》上。本来是学术领域内的事情却因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信中严厉斥责这种行为是对“小人物”的阻拦，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封信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由于毛的重视，中国作家协会等文艺组织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权威报刊迅速做出应急反应。先是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10月24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希望“通过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对古典文学研究中一直未曾肃清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待古典文学遗产的态度和方法”。紧接着，《人民日报》10月28日又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批评文艺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曾经表现了容忍麻痹的态度，任其占据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给予些微冲撞”，并直接将矛头对准《文艺报》，严厉呵斥《文艺报》是“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而这种阻拦和遏制“新生思想”的行为是“资产阶级的‘名位观念’、‘身份主义’、‘权威迷信’、‘卖老资格’等等腐朽观念在这里作怪”。袁水拍的批评致使《文艺报》编辑部不得不进行深刻反省，并于10月30日最近一期《文艺报》转载此文，主编冯雪峰也立刻写作《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连同该文一起刊发。11月10日，黎之再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对《文艺报》创刊以来工作中的各种“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及“错误思想”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清算，并同样揪出朱光潜这一事例严加指责：“‘文艺报’第一卷第三期和第八期关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讨论，就表现了这种态度。‘文艺报’编者不但根本没有指出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实质，还让朱光潜狂妄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甚至诿卸他在青年中间散播毒素的罪过，说‘染毒的人们也应该负缺乏批判的责任’。对于朱光潜的这种荒谬理论，‘文艺报’编者竟不置一辞。我们文艺界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的批判实行了长期的怠工。”正是在批判“红楼梦研究”进而又由俞平伯带出“胡适派”的唯心主义运动中，《文艺报》完全被置于“同朱光潜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美学观点和平共处”的位置上。因此，“包庇资产阶级权威、压制新生力量”便成了此一时刻《文艺报》挥之不去的标签与梦魇。中国作协主席团不得不对《文艺报》编者的“重大错误”进行检查，并要求主编冯雪峰作出检讨，同时还对《文艺报》编委会成员进行重组。（三）响应号召与再度出击：“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经历这样一次“检讨”与“重组”后，《文艺报》在随后的政治问题上变得异常敏感。尤其是在对待“资产阶级权威代表”朱光潜“唯心主义旧美学”的问题上，《文艺报》编辑部这一次选择了主动出击。1955年1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认真地进行教育，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树立唯物主义的思想。同年3月1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并强调现在进行的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短时间内，中央接连发出的这一系列文件激起了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的批判热情，并直接为在更大范围内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热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4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要求把反对唯心主义作为一场在思想战线上极其复杂和尖锐的阶级斗争来抓。这一社论的发出，也象征着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运动的全面铺开。作为文艺领域的权威阵地，《文艺报》经过“编委会”重组以及此前一系列的“经验教训”后，在中央这一文件精神的指示下不敢再有丝毫懈怠。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组织权威人士展开对“胡适派”的唯心主义批判，《文艺报》也苦心策划，并再次抓住了与文学美学领域过去有着深远影响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朱光潜，并于1956年1月组织文艺界人士召开了“朱光潜美学思想座谈会”。“会议开了一整天，由林默涵主持”，并“商定由黄药眠和蔡仪分头写评朱光潜的文章”。然而，黄药眠文章《论食利者的美学》4月份写成后不久便逢“双百”方针出台，学术风气大变，不允许“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为此，黄药眠还与时任《文艺报》编委康濯一起就文章专门到朱光潜家里征询意见，并在北师大“科讨会”上预先作了报告。经策划，《文艺报》最终于1956年6月30日一边响应中央“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一边结合“双百”方针的具体要求，在胡乔木、邓拓、周扬和邵荃麟等同志分别打过招呼说“这次美学讨论是为澄清思想，不是要整人”后，正式刊发了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再次拉响了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的政治清算。《文艺报》再次加发了“编者按”：编者按：我们在这里发表了朱光潜先生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这是作者对他过去的美学观点的一个自我批判。大家知道，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在解放以前，曾多年致力于美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他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著作，系统地宣传了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在知识青年中曾有过相当的影响。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全国知识界展开对胡适、胡风思想批判以来，朱先生对于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已开始有所批判，现在的这篇文章，进一步表示了他抛弃旧观点，获取新观点的努力。我们觉得，作者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这种努力是应当欢迎的……我们将在本刊继续发表关于美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点及其它讨论美学问题的文章。我们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的、认真的互相探讨和批判，真正科学的、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美学才能逐步地建设起来。从反复的“读者来信”与多则“编者按”中我们已不难看出，朱光潜作为“胡适派”唯心主义旧知识分子的“权威代表”，在意识形态变更语境中，始终被立于“马列主义原则”的对立面，成为了被改造与整肃的重点人物。而《文艺报》作为批判的阵地，也必须顺应时代的政治要求，积极响应并落实党在文艺战线的方针政策。从1949年对朱光潜组织的初次美学批判到各种政治风暴及外界压力下1956年组织的再次美学批判，朱光潜的学术命运也始终与《文艺报》自身的历史使命拴系在一起。从“美学大讨论”的发生背景看，其基于政治整肃与思想改造的意识形态目的由此可见一斑。二、《人民日报》与“学术转型”：蔡仪将矛头反转对准了黄药眠《文艺报》在发表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接着又连续刊发了黄药眠早已准备好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以及曹景元、敏泽、王子野等人的批判文章，矛头一致瞄准“政治靶心”朱光潜。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对此也给予了一贯的关注，并于1956年7月9日和10日连载刊发了贺麟的批判文章《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一文，并同样加发了“编者按”：编者按：关于美学问题的研究在我国文艺界、学术界还很不发展。我们在这里发表贺麟先生的文章，希望引起文艺界、学术界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兴趣。本文所接触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问题、艺术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还需要大家继续讨论。本文是批判朱光潜先生的过去的美学见解的；朱光潜先生在六月三十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对他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作了恳切的批判，希望读者参看。依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前几场批判运动的经验来看，在批判的逻辑理路上它们都存在着一个固定的“自上而下”的路线模式。即：各种批判意见依照“社论”“编者按”的统一口径发表与中央政策相一致的见解；被批判的对象也只能在“自我检讨”后承认错误，虚心接受批评意见，并最终在政治定论中结束批判。从批电影“武训传”到批“红楼梦”再到批“胡适唯心主义”，都自觉遵循着这一起于学术批评终于政治批判的预定图式。依照这种“自上而下”的惯常模式，由《文艺报》牵头组织而发动的这场“批判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运动只要朱光潜在众人批判后，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即可按部就班地宣告结束。但历史的走向却在不经意间发生了一个“急转弯”：首先，是党内权威教授蔡仪。他一反常态地将批判“靶子”由朱光潜转向黄药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论食利者的美学”》，批判黄药眠与朱光潜一样“批判者成了被批判的思想的另一个化身，而美学依然陷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迷魂阵里”。其次，是作为“旧知识分子”批判对象的朱光潜。因此时“双百”方针恰好出台，往日“深感罪孽”“不敢开口”的他此时也获得了“反批评”的权利，进而得以在《人民日报》发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并重新提出了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这一核心论点。再次，是青年学者李泽厚。他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在批判蔡仪美学观点的同时，又批判朱光潜的新近美学观点，并提出了“美的社会性与客观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根本不可分割地统一着”的论点。这样，短时间内《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旗帜鲜明、观点各异的文章，引发了极大社会轰动。对朱光潜的美学批判也不但没能形成一个政治性的统一结论而宣告结束，反而突变成了一场马克思唯物主义框架内的“美学大讨论”。现在看来，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有两点：其一，美学讨论正式发动的六月份，中央已经发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要求不允许“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并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自由争鸣。这不仅为“被批判方”提供了“反批评”的自由与权利，更在“大环境”的“小气候”中为“批判方”内部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与争鸣制造了可能。其二，原本同一阵营内部的“理论同盟”——蔡仪与黄药眠观点发生了分歧与对立，蔡仪不仅将批判朱光潜的矛头反向对准了黄药眠，还直接将黄药眠打入了与朱光潜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阵营中。蔡仪“反差转合”的批判转向不但打乱了预先“布置”的组织局面，还使得“批判方”内部权威观点发生分歧，根本无法形成统一定论。在“百家争鸣”气氛中，政治批判也不得不由此转向学术层面以作进一步美学研讨。对于第一点原因较好理解。学界尚未厘清的关键问题在于第二点——蔡仪为什么要将批判“论敌”朱光潜的矛头调转对准“同盟”黄药眠呢？这一问题在当下学界尚无人论及，而此却是“美学大讨论”由原初的“政治批判”发生“学术转型”之重中之重的结节点。按照惯例，这本是一场《文艺报》为响应此前中央关于“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而来的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针对朱光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所发动的一场泾渭分明的“政治围剿”。在批判之初，继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这一“自我批判”文章发表后，贺麟、黄药眠、曹景元、敏泽等人文章也相继推出，不但口径与步调合一，而且矛头与所指一致，政治批判“自上而下”按部就班进行。依此发展，对朱光潜的美学批判原本很快便能作出一个结论，即可宣告结束。可是，另一位十分活跃的“权威”理论家蔡仪此时却处于“灾难”之中。蔡仪先生无疑是党内无比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早在1940年代就出版了《新艺术论》《新美学》等影响极深的专著，确立了自己在文艺界的权威地位。但是，因蔡仪强调“美在客观事物属性”这一近乎机械的美学观，尤其是其“蒋管区”文艺活动经历引起了高层不满。早在1951年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时任文艺处处长的严文井就要求蔡仪对《新美学》作出检查。1953年《文艺报》在没有任何表示的情况下发表了吕荧对《新美学》的批评文章。随后，蔡仪答辩吕荧的文章被《文艺报》退稿；1956年初《文艺报》组织召开的“朱光潜美学思想座谈会”中受邀撰写的批评朱光潜的“约稿”也先后遭到《文艺报》的“压稿”和《人民日报》的“退稿”。更令蔡仪义愤填膺的是《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贺麟完稿后曾专程登门请教过自己的《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一文。所有这一系列的事件均令蔡仪十分不满。蔡仪回忆1956年“被排挤和受抨击”的经历时在日记中深有感触地写到：去年一年也是灾难的一年，灾难是稿子写的不多，有的也不好，但是不论好坏，发表都困难，特别是《文艺报》硬是要压制我的文章，要去的稿子不登，约的稿子不登，约了不取，取了也不登，就是反驳吕荧的文章他们要去也无消息。这是可恶的作风。充满火气的蔡仪此时心里久久未能平静。他正在想：“‘百家争鸣’政策提出后，还有这样排斥异说的现象是令人气愤的。”于是，蔡仪本着“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选择了“主动出击”，“有点意气用事，没有想法利用机会去克服困难，打开僵局，而是增长僵局”式的思考着转换批判的航向——既然批判朱光潜的文章不被采用，就写批评黄药眠的文章，因为黄的《论食利者的美学》在蔡仪看来与朱一样也是唯心主义。就这样，本着“百家争鸣”的政策，蔡仪写作了《黄药眠从什么观点批评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评“论食利者的美学”》再次寄给了《人民日报》。这就是蔡仪“反差转向”后“违反常规”由朱光潜转向批判黄药眠的历史经过，也是其《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的写作缘由。这时，“双百”方针刚正式出台，中央尤其想要提倡“百家争鸣”，号召不同观点之间的自由讨论。于是，《人民日报》派人来问蔡仪“‘你是不是想发表你的文章？’他回答说：‘既然写了，就是为了发表。’来人说‘我们想开展一次讨论’，蔡仪说：‘可以’。于是他们把蔡仪的文章打印、分发，号召批判”。可见，《人民日报》之所以在“退稿”后又再次选择发表蔡仪的文章，其目的仍是为了在“双百”方针形式下营造出“百家争鸣”讨论气氛而“有意为之”。由上看来，由胡适波及而来的“批判朱光潜过去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是此次美学争论的前奏，而黄药眠与蔡仪之间由“盟友”变“论敌”的关系转变则为讨论的发生制造了可能。尤其是“百家争鸣”情势下蔡仪与黄药眠美学关系的变化成了美学批判发生“学术转型”的内部动力。《人民日报》的直接干预则不仅将“美学问题”推向了大众，引发举国关注，更为讨论的顺利进行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甚至连此前深陷“胡风事件”主张美是“观念”与“社会意识”的吕荧也重新获得了论辩的资格，并于1957年12月3日发表了《美是什么》一文。刊发此文时，《人民日报》同样加发了“编者按”：编者按：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引起全国人民声讨的时候，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从最初贺麟对朱光潜文艺思想的批判，到蔡仪、朱光潜、李泽厚三篇观点各异文章的连续刊出，再到吕荧美学话语权的重新获得，《人民日报》在“百家争鸣”的“小气候”中，不仅为美学研讨提供了极具影响力的话语平台，更为针对朱光潜“唯心主义美学”的政治批判转入美学争鸣培植了氛围与土壤。尤其是《人民日报》针对美学问题的两则“编者按”，既在荆棘丛生的政治语境中为作为“文化事件”的美学问题讨论在“百家争鸣”形式下营造了相对宽松的争论空间，又在“思想改造—双百方针”的夹缝中规范、引导着美学讨论的进行。三、“鸣放”中的“异端”：《新建设》“放”高尔泰《论美》以上论述已不难看出，“美学大讨论”正是栖居在“思想改造—双百方针”所制造的政治夹缝中，“百家争鸣”也只能是在马列主义框架内进行。朱光潜想要加入美学论争就必先完成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身份转向。吕荧也必先划清与“错误思想”的界限方可加入论辩。历史表明，在高度一体化的政治秩序中，美学问题讨论一旦越出这一组织框架，就只能遭到意识形态的清洗，高尔泰便是典型。
美学讨论中，因谨守哲学认识论，尤其是信奉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阐明的“客观真理论”，加上“苏化”理论模式的膨胀影响，绝大多数人均将“美—美感”的问题置于“思维—存在”的层面上加以机械推演，进而得出美感是对客观存在美的反映。然而，在“唯物主义”不容置疑的政治语境中，高尔泰却在《新建设》上发表《论美》一文，祭出“主观论”大旗，明确否定“客观的美的存在”，并主张“美是主观的东西”，“美的规律也只有到主观中去寻找”。但发表此文时，《新建设》编辑部同样刊发了“编者按”，既明确表示对此观点的“质疑”，还暗示下期将发表反驳文章：编者附记：本文基本论点是：美是主观的东西，客观的美是不存在的。我们认为：这样的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不过，本文尚能言之成理，而且还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看法；因此，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我们把它发表出来。我们还打算在下期发表和本文论点相反的文章。希望读者注意。众所周知，《新建设》作为中央机关刊物，其等级和权威是不言而喻的。照常理说，负责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央报刊也不会轻易发表一位年仅21岁且观点“不甚成熟”的青年学者的文章。但此时，正值中央在各个场合和会议中全力提倡“大鸣大放”，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正是趁着这种“短暂”的迫切需要不同思想、不同意见间相互“碰撞”以凸显“百家争鸣”的方针，高尔泰这篇在编者看来“论点值得商榷”的《论美》才得以发表。这种“政治上的需要”从“编者附记”中已清晰反映出来：“新建设”编辑部不但加发了学术立场上表示“不同意”的编者按语，并预告下一期将刊出批评文章，“希读者注意”。很快，《新建设》便刊出宗白华《读〈论美〉后一些疑问》及敏泽《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评〈论美〉》两篇文章，犹如上膛子弹，一起瞄准高尔泰。如敏泽文章批判说：“作者高尔太先生仍旧在想方设法地证明已经被证明了是错误的东西的正确性，证明‘客观的美并不存在’，极力宣传美是纯‘主观’的，‘美的规律也只有到主观中去寻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美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是怎样的顽强，怎样地不甘于退出美学的舞台。”以上细节充分表明——即使当时风气颇为宽松，中央在政策层面上也鼓励“鸣放”，但因高尔泰“主观论”美学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相吻合，他只能在“主观”即“唯心”的政治认定中被视为“异端”。正如高尔泰后来所思：“想来想去，深夜里闭门造车，做出这篇不合时宜的论文。恰恰又碰上‘引蛇出洞’的时机得以公开发表，引起全国批判。我因此出了一阵子名，倒了二十年霉。”在“客观”与“唯物”普遍主流的年代中，尽管高尔泰因其独立不羁的性格在“生存”与“想象”、“服从”与“自由”间诚实勇敢地选择了“想象”与“自由”，为美学土壤浇灌了一丝最为缺乏的营养，但不合时宜的审美想象，既让《论美》得以在“鸣放”中发表，也使得它在“学术异端”的批判浪潮中遭来横祸。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在1957年上旬达到了论辩高潮，并基本形成了以蔡仪“客观典型说”、吕荧“社会意识说”、朱光潜“物甲物乙说”、李泽厚“客观社会说”、高尔泰“美即美感说”以及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说”为代表的“美学六说”间的争鸣。“为了更好地开展美学界的争鸣”同时也“为书面的争鸣作好准备”，讨论中的主将黄药眠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在北师大中文系举办了“美学论坛”，依次邀请蔡仪、朱光潜、李泽厚到场演讲。但政治局势的变化导致学术气氛也急转直下，等到黄药眠6月3日最后一讲以“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为题演讲时，则不仅意味着“反右”运动的来临，还宣告着“思想改造—双百方针”张力失衡后“美学大讨论”的中止。由上可见，从《文艺报》有组织地对朱光潜的“政治清算”，到“双百”方针中“批判方”与“被批判方”不同意见的“争鸣”成为可能，再到“反右”运动中一大批美学主将的纷纷“退场”（黄药眠、敏泽、高尔泰等），美学论争始终与现实政治的波动缠绕而行。尤其是《文艺报》《人民日报》《新建设》等刊物发布的与“美学大讨论”直接相关的六条“编者按”，更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规划并控制着论争的进行。在意识形态的全程干预下，人们对于“美”的思考，也只能是一种顺应生存的“政治想象”——在“一边倒”的“意识形态话语”挤压中，西方美学与传统美学的“知识性话语”被严重压抑与遮蔽，本土美学话语在“主体性”的束缚中尽显残缺。此外，美学讨论表面似乎是一场“自由平等”的学术争鸣，因为它并没有如此前的系列批判运动一样完全由政治干预而形成一个定论，美学也因自身的特殊性，“自由度要大一些”，因而在学术与政治的“间距”中还促成了“学派林立”的景观。但事实上，除黄药眠标举“审美评价说”由此催生“价值论美学”外，其余各派均是“认识论派”，只因诸人截取引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资源及其学术背景各不相同，因而才造成了“学派”的形成与争鸣，而所谓的“百家争鸣”，也只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框架之内的争鸣而已。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苏化理论模式”强行替换以朱光潜1949年前为思想主导的“欧美理论模式”，借以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导地位，仍是美学论争发动背后更为根本的意识形态目的。总之，“美学大讨论”既具有学术性，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性，甚至意识形态还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还可以说，“美学大讨论”首先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思想改造运动，其次才是美学领域内的学术行为。从美学讨论本身来看，无论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设美学的讨论要求，还是“不是要整人，而是要澄清思想”的最初目的，还是“让他们表现”“和他们辩论”的讨论背景，抑或是“主观”即“唯心”即“反动”的政治标准，它都并非一场纯粹的学术行为，而是“思想改造”这一意识形态前提下为贯彻“百家争鸣”而在马列主义美学框架内衍生出的“附加行为”而已。尤其“美学大讨论”前后，中央报刊连续发出的六条“编者按”，更清晰完整地呈示出论争背后意识形态部门的规范与设计。所以说，尽管“美学大讨论”在美学的知识普及、学科发展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学术意义，但在讨论的背后，其所蕴含的底色与韵味，同样需要我们今天的学人予以客观理性地挖掘、正视与面对。[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作者：李圣传，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