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哲学、文化艺术、制度信仰等研究

     1. 佛教哲学研究
     40年来，研究佛教哲学的论文和著作很多，其中不乏具有原创性质的成果，比如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出版的佛教哲学著作中，有两部著作具有代表性。其一，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该书以
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建立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把它分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首次从整体上构建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其二，杜继文的《汉译佛教经典哲学》，该书通过分析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经典，大乘佛教思潮和大乘佛教经典，勾勒出整体佛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佛学之真面目。在同类著作中，该书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完全是创新的。

    改革开放以前，在佛教逻辑（因明）、伦理、美学、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或者成果极少，或者是完全空白。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陆续在这些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各类成果，这些方面的研究专著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中多数属于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具有原创性质成果。沈剑英、杨化群、巫寿康、郑伟宏有因明学著作，业露华、董群、王月清有佛教伦理学著作，祁志祥、王志敏、王海林有佛教美学著作。
    

    2. 佛教文化艺术研究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水乳交融。对佛教文化及其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蓬勃发展，除了发表很多论文之外，也推出众多著作，其内容涉及到文化艺术的各个
门类。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方面通论性质的著作，包括书名冠以“中国文化”或“中国佛教文化”的著作，数量很多，其中一些著作还是有原创性、有学术价值的。在佛教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面，2000年以前出版的专著很少，大多出现在本世纪以后。比如，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陈允吉的《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冯国栋的《佛教文献与佛教文学》，等等。
    关于佛教艺术的各类成果很多，既有以研究石窟为中心的，也有以研究
寺塔为中心的。马世长、丁明夷的《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宿白的《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佛教考古学》，李崇峰的《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等，是侧重于从考古方面研究佛教历史和艺术。金维诺的《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是研究佛造像艺术的专门著作。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王志远的《中国佛教表现艺术》。另外，还有李涛、金建荣、邹蕴、罗宏才等学者的著作。赖永海、王月清的《中国佛教艺术史》是一部佛教艺术通史著作。

    3. 佛教制度、信仰等专门领域的研究
随着佛教研究学者专门化水平的提高，佛教研究呈现深入、细化的趋势。尤其是从21世纪以来，专门研究佛教戒律、僧制、礼仪、制度、寺院、生活、语言、事务管理、菩萨信仰等成果越来越多，不仅有大量的高质量专题论文，
还有很多高质量的专门著作。在这些专门领域研究著作中，很多著作功力深厚，在学术界形成一定影响，比如，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
会生活》，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圣凯的《中国汉传佛教礼仪》、周广荣的《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李利安的《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杨健的《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夏德美的《晋隋之际佛教戒律的两次变革》，魏迎春的《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戒律清规研究》，王雪梅的《弥勒信仰研究》，等等。

    三、佛教文献整理和典籍研究

    改革开放以前，整理出版佛教文献工作基本没有比较大的工程。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整理出版各类佛教文献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影印、编撰、标点、校勘、现代语翻译的佛教文献为数众多，大约在千种以上。其中，不乏学术价值很高的珍品。

    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106册，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于1997年全部出齐。这部藏经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一种大藏经版本。《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的编撰工作正在进行中。
该部藏经的编撰出版，代表了大陆佛教学者在佛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
    传印主编的《中华律藏》，净慧主编的《历代禅林清规集成》，延藏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佛道教文献汇编》，方广锠、李际宁搜集主编的《开宝遗珍》，传印主编的《中国佛教护国文献集成》，翁连溪主编的《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何建明主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方广锠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都是规模很大的工程，其中不乏传世之作。
    在民国时期佛教资料整理方面，有黄夏年主编的《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各编，从2008年开始由中国书店陆续出版，田奇主编的《民国时期佛学资料丛编》，王志远主编的《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

    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1981年开始出版，是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集，长期成为高校的重要参考书籍。
    在大藏经研究方面，主要有方广锠的《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何梅的《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陈士强的《大藏经总目提要》。最近二十几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在佛教重要典籍整理、校勘、研究、现代语翻译方面成就突出，涉及的经典大约有百余种。有些重要的佛教典籍，比如，对《六祖坛经》各种版本的资料整理、点校、注释和现代语翻译的书籍有几十种。参与此类佛教典籍整理的学者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四、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是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名称，以前习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但长期以来参与的学者不多，成果有限。改革开放以后，参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也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研究成果的规模不断扩大，考察视野更为宽广，数量也增加更快。藏传佛教的研究范围遍及历史、人物、思想、教义、典籍、仪轨、绘画艺术、建筑雕塑、寺院经济、宗教现状等领域。
    在藏传佛教历史研究方面，至今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的通史著作，但是，有几部重要的简明历史著作，比如王辅仁编著的《西藏佛教史略》，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克珠群佩主编的《西藏佛教史》。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比如，尕藏加的《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黄明信的《吐蕃佛教》等。
    藏传佛教教理、思想研究方面的著作不少，班班多杰著《藏传佛教思想史纲》和《拈花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是有影响的著作。进入21世纪以后，此类著作出版比较多了。比如，洲塔的《佛学原理研究——论藏传佛教显宗五部大论》。在宗喀巴思想研究方面，有李元光、朱丽霞等学者的著作，在因明学方面，有王森、杨化群、祁顺来、剧宗林、张连顺等学者的著作。关于西藏密宗的研究成果很多，在20世纪80、90年代，有李冀诚的藏密艺术、藏密礼仪、藏密气功等方面的著作。另有许德存的《西藏密教史》，属于开拓性成果。进入21世纪，此类著作更多。比如尕藏加、德吉卓玛等学者的著作。乔根锁、魏冬、徐东明所著的《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对于认识藏汉佛教思想的异同有很大帮助作用。
    在教派研究方面，主要著作出现在21世纪，西藏佛教的主要派别如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觉囊派等，都有研究专著出版。教派专著的出现，是藏传佛教研究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藏传佛教区域性研究著作数量众多，几乎在藏传佛教流行过的地区都有研究专著出现。此类著作基本在2000年之后出版，撰写的学者有蒲文成、金成修、丹曲、乔吉、李德成、赵改萍、嘉木样·凯朝、于洪等。此类著作中的优秀者，往往具有涉及内容广泛、应用资料丰富，兼有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特点。
    研究、介绍藏传佛教寺院方面的著作很多，几乎重要的寺院和重要地区的寺院，都有专门的著作。此类著作注重从不同角度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历史、人物、典籍、建筑和各类艺术品进行解说和评论。

    对藏传佛教中活佛转世等特有制度，以及著名高僧大德的研究著作数量很多。蔡志纯、黄颢编著的《活佛转世》，以及周炜、王云峰、诺布旺丹等学者的著作。在对尼众研究方面，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首次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藏传佛教出家尼僧的演进历史。沈卫荣在研究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典籍方面有多部著作。

    五、对国外佛教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外佛教研究是比较薄弱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佛教研究不断加强，从事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中国大陆学者对印度佛教和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韩国佛教研究比较深入，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亚洲之外佛教的研究最为薄弱。
    我国学者在印度佛教研究方面是有传统的，所以有质量的专著比较多。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是一部有持久生命力的著作，本书利用汉文、藏文、梵文等资料，系统论述了印度佛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中国学者研究印度佛学的代表作。黄心川的《印度哲学史》，巫白慧的《印度哲学与佛教》，都包含了作者对印度佛教的研究心得，颇有价值。研究印度佛教的著作还有荆三隆的《佛教起源论》，郭良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成建华《佛学义理研究》，等等。王邦维的《华梵问学集——佛教与中印文化关系研究》是一部有特色的中印佛教文化关系方面的著作。

    在日本佛教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代表作。此外还有高洪的《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也很有特色。另外，何劲松在研究创价学会方面，张文亮在研究当代日本佛教方面，均有多部著作。

    在韩国佛教研究方面，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是一部韩国佛教的通史著作。黄有富、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陈景富的《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是中韩佛教关系方面的著作。魏常海、李平、金勋等学者均在韩国
佛教研究方面有建树。在东南亚佛教研究方面，学者们多会涉及到中国南传佛教，代表性著作有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净海的《南传佛教史》，宋立道的《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郑筱筠的《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等。
    在研究欧美在内的亚洲之外佛教方面，参与的学者不多，论著也不多，在已经出版的专著中，李四龙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是一部重要著作。

    六、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的问题意识、注重研究工作现实意义的意识逐渐增强，尤其是对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展开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一些问题持续成为学术界的热点。40年来，佛教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很多，粗略概括，大约有如下一些引起学术界持续关注，并有大量相关各类论著出版的热点问题。

    1. 佛教中国化问题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受到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何最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儒道并列，都是学者们探讨的内容。在关于佛教中国化方面已经有许多文章和著作，其中不乏联系历史事实，有理论深度的成果。这种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深入认识当今佛教如何健康发展，有着重要启发、借鉴作用。
    2. 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
    讨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与讨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学者通过实地考察资料进行理论探索，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性，相适应的方式、途径和表现，相适应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特征，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所包含的实践内容，等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对于佛教在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3. 人间佛教问题
    人间佛教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在两岸三地发展成为超越派系、超越地区的佛教主导潮流，无论是佛教界、学术界还是宗教工作部门，凡涉及中国佛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就无法回避人间佛教这个主题；凡探索新世纪的中国佛教建设，就不能离开人间佛教这个主旋律。近十几年来，研究人间佛教的论文数以千计，专著也有多部，涉及到的内容有人间佛教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人物、思想、性质等方面。这些讨论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人间佛教中强调的佛教要与时俱进的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适应社会变化的思想，都是佛教重要的优势思想资源。
    4. 佛教现代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出现快速变化，呈现出崭新面貌，佛教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变化而与时俱进，是十分迫切的问题。在围绕佛教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佛教在现代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对内和对外应该从事哪些社会活动，如何塑造自身形象，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怎样实现佛教的现代转型，如何应对出现的新问题。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讨论过程中，学者们也注意到当代佛教在教育、制度、生活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对阻碍佛教现代化的重点、难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对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问题的大讨论，有利于中国佛教未来的健康发展。
    另外，学术界持续关注、讨论、研究的重要问题还有儒释道关系、佛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佛教与对外交流、佛教与经济发展、佛教与旅游，等等。从2015年开始，佛教与“一带一路”逐渐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这个重大课题进行探讨的会议、论文开始快速增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重要成果出现。
    不容讳言，在我国佛教研究不断繁荣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良现象，以后应该注意避免。比如，应该避免进行没有任何创新性质的重复劳动，应该避免导致研究成果碎片化的无价值工作，应该避免从设计选题到采用研究方法、确定研究内容的跟班式操作和追风赶时髦操作。诸如此类的不良倾向，都是与获得原创性成果背道而驰的。
    总之，改革开放40年来佛教研究的成就是空前的、巨大的、令人鼓舞的。随着科研人员待遇的不断提高，工作条件的不断改善，那些敬畏学问、有志于献身祖国学术事业的学者一定能撰写出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神韵的佛教研究之作。

     论文来源：中国宗教 2018（9）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