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之快、之巨，恐怕超出了四十年前任何人的想象，中国的哲学研究在这四十年里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更是成绩斐然。对于这四十年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成就，笔者在 《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已有论述①，故不赘言。然而，在肯定既有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不免相形见绌。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应有的反思与批判，才能使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有根本性的提高。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再列举我们已经做了什么，而是要反思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西方哲学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因为中国本无 “哲学”这一名目，中国人是在清末通过日本哲学家西周发明的“哲学”这个“philosophy”的汉译名，才逐渐有了自觉的“哲学”意识，并开始从事哲学研究——尽管“philosophy”一词早在明末就已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蔡元培（他是中国最早对“哲学”感兴趣，并向国人介绍“哲学”的人之一) 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说，中国现代哲学的主要部分是西方哲学的引入和古代哲学的整理。② 没有西方哲学的引入，就不可能有现代中国哲学的产生。最早接触和引进西方哲学的人，大都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极不发达。清季对西方哲学最为了解的人之一王国维，便认为:“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① 冯友兰把西方哲学的内容分类(世界论、生命理论、知识论)作为“哲学”的普遍标准，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宇宙论”和“知识论”只能勉强沾边，并怀疑中国传统的修养论是否可以被称为“哲学”。② 再者，“中国哲学没有形式上的系统，若不研究西洋哲学，则我们整理中国哲学便无所取法”③。这样，研究西方哲学，便成了研究中国哲学的必要条件: “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④

由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现代研究哲学者无不重视研究西方哲学，连章太炎、熊十力这样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名家，都在西方哲学上下过很大功夫。海外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之所以有很大影响，与他们尽可能采用西方哲学的资源有极大关系。由此观之，西方哲学研究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头羊和发动机。中国现代流行的哲学话语体系，很多源于西方哲学。中国现代的哲学教育，基本是按照西方哲学教育的模式来设计和进行的。对西方哲学一无所知的人，基本无法得到人们的承认; 相反，甚至都不需要有多少研究，往往翻译过一两本西方哲学著作就可以名满天下。直到今天，在专业哲学圈子似乎还是西方哲学独大。研究中国哲学者总怕被人以为不通西学，有机会就要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拉扯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更是热衷西学，无论是前一二十年的 “引海入马”(借助海德格尔哲学理解马克思)，还是当下的 “康马”(以康德哲学解读马克思)和“黑马”(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之争，都表明了这一点;几乎没有人从中国传统哲学出发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试图融合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凡此种种都表明，尽管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西方哲学研究依然在现代中国哲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也因此，西方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其影响范围也就不可能仅限于西方哲学研究领域，而具有全局性效应。西方哲学研究的得失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般状况。

西方哲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西方哲学刚进入中国时人们对它的普遍态度有关。中国人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引进和接受西方哲学的，这就使得我们对西方哲学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心态，希望“采三山之灵药，乞医国之金丹”⑤，在西方哲学中找到中国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出于比较纯粹的追求真理的态度。因此，根本谈不上从西方哲学的源头和根本处入手。再加上百余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太贫乏，对于西人精神深入的宝藏，我们缺乏领略掘发的能力。我们在文化方面，缺乏直捣黄龙的气概，我们只知道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接近西洋文化”⑥。这种对待西方哲学的根本态度，造成了我们对西方哲学始终是以介绍为主，而且重心总是放在最新流行的思潮上，对西方哲学的根本特征，至今缺乏应有的把握。这四十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可以概括为一连串的西方哲学家和学派的名字: 尼采、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学派、胡塞尔、伽达默尔、利科、梅洛 － 庞蒂、福柯、列维纳斯、哈贝马斯、德里达、阿甘本，等等。研究的总趋向是越来越时髦、越来越趋新，就像推销商品，总要把最新款式推荐给顾客。对现代中国人思想实际影响最大的近代西方哲学(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居然和中世纪哲学一样，乏人问津。我们可以轻松找到 300 个研究福柯的人，却很难找到 30 个研究莱布尼兹或斯宾诺莎的人，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七十年前，贺麟就指出，由于中国哲学界缺乏深识远见的人，能够及早认识西方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吃亏不小。①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西方哲学仍然缺乏一种通盘的掌握，以及在此基础上深入的理解。如果说，在七十年前，由于种种外部原因——当然也有部分内部原因，我们还无法对西方哲学有完整的把握和真确的理解; 那么近四十年我们依然离此目标十分遥远，这就主要来自内在原因的影响了。

本来我们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首先需要了解西方哲学这整片“树林”，而不是树林里的某棵树。了解整片树林的话，必然会对其中的树有了解; 相反，只看到某棵树的话，是谈不上对树林有了解的。不幸的是，我们很多学者恰恰走的是后一条路，即不是根据树林来认识树，而是往往把树当作林。研究某位哲学家，就把他当作西方哲学本身，浑不管产生他的传统、背景、问题，以及他必然有的种种局限。以至于现在有些人把当代美国流行哲学的做法当作西方哲学的典型，所有之前和同时的西方哲学与之相比都毫无意义。

根据贺麟七十年前的观察，中国近代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有三大弊病，即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研究西方哲学。这三大弊病今天依然存在。从“外表”去研究，在今天的表现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纯粹绍述性研究。之所以介绍某人，很可能只是由于某种外在的偶然机缘，而绝非是自己的研究把自己引向某位哲学家。这种研究一般都是翻译、介绍、再翻译、再介绍的过程，总是只限于局部介绍研究对象方方面面的思想，却很少有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把握; 更不用说批判性研究了。这种 “外表”研究使得我们只能鹦鹉学舌似地说一些“西方哲学首先是存在论”“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当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等纯粹描述性的话，却没有深入西方哲学的本原和实质，阐明为何存在论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 也少有人研究近代认识论问题的实质和影响，及其对于西方哲学发展的特殊影响和作用; 几乎更没人把语言转向与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研究语言为何会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起到那么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之，外表研究使得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始终没有登堂入室，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把握它的本原和根本特征。我们对于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缺乏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如果说“从外表研究”是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那么“从边缘研究”就是自觉回避根本问题与核心问题，只是在边缘兜圈子。例如，研究亚里士多德却完全不在 《形而上学》及有关问题上下功夫，而只是研究他的 《政治学》; 近代哲学研究就更不用说了，从笛卡尔到莱布尼兹，从斯宾诺莎到休谟，都鲜有人顾，《利维坦》一枝独秀，占尽春色; 而时下的黑格尔研究，简直成了 《法哲学原理》研究的天下，《逻辑学》少人问津。但黑格尔自己明确表示，《法哲学原理》的整体和各部分都是根据 《逻辑学》的精神进行的，没有《逻辑学》的 《法哲学原理》，不可能是黑格尔的法哲学。然而，我们现在的《法哲学原理》研究，基本不管 《逻辑学》的义理和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对 《法哲学原理》在原理、结构、方法上的根本制约，完全是按照英美政治理论的路数来对待黑格尔的这部重要著作。

这种“从边缘研究”的做法，与实用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把实用目的当作研究的主要目的; 即使不是把西方哲学当作实际行动的指南，也是把它作为启蒙和救国的良药。抗日战争时期，为激励全体人民的爱国心，人们热情介绍费希特在拿破仑入侵普鲁士时的爱国主义演讲，但对他的知识学和整个哲学的研究，至今寥寥。改革开放伊始，人们对西方哲学的热情空前高涨，总以为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学是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关键。西方哲学即便没有实用价值，但帮助中国思想文化脱胎换骨、启蒙芸芸众生，还是非它不可。人们也许嘴上会说哲学是无用之用，实际上却是要西方哲学成为实现自己现实目标的工具。因而才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现象: 人们读先秦思想家的著作认为是在读古书; 可读同一时期的希腊哲学家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的著作却丝毫不觉得是在读古书，仿佛他们的书拿来就能用。“西方哲学讲逻辑、讲分析”，“研究西方哲学有助于培养我们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精神”，这些更是流行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信念。

然而，欲速则不达，欲用却无用。实用心态指导下的西方哲学研究，并没有产生持这种心态的研究者所要达到的结果。庄子云: “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人间世》) 哲学乃无用之用者，想要通过哲学来达到实用的目的，这本身是反哲学的。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起步不算晚，但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反哲学的实用心态支配下，成效却极为有限。我们不但对许多西方哲学还不甚了了，甚至根本没有研究; 即使对研究者众多的一些西方哲学，如康德哲学或现象学，也多停留在绍述层面，缺乏深入融会的理解和综合性的把握 ( 全面研究康德和胡塞尔哲学的著作很难找到就是一个证明) 。至于对西方哲学的整体把握，更是遥遥无期。层出不穷的教科书式的西方哲学史，恰恰证明对西方哲学缺乏研究，只能采取这种避重就轻、避实就虚、人云亦云、轻描淡写的叙述方式; 但若细看，问题多多。

二

在中国现代的西学研究中，一直有一种貌似无涉功利的拿来主义，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功利心态的产物，只是这种功利心态采取了一种比较隐蔽的形式。持这种心态者，往往主张貌似客观的 “忠实输入”或 “原汁原味”。且不说按照释义学的原理，由于输入者本人的历史有限性，这根本是做不到的事; 即便可以，亦会如陈寅恪早就指出过的那样: “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① 事实上，只要是用中文输入，就已经不能 “原汁原味”了，大批通过汉译本来从事的西学研究，一开始就不免 “山寨”西学的风险。不管我们用什么汉语语词去翻译 “being”或 “Sein”，终究无法完全表达从西文原文体会到的意思，更不用说原样传递几千年来西方哲学家浸透在这一概念中的种种思考。吊诡的是，“原汁原味”论者的西方哲学研究，往往 “山寨”有之，“西方”则未必。要在中国创建 “中国的某某学派”的企图，注定不可能成功。道理很简单: 任何人无法消除其存在的有限性。

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独立地思想、自由地思想，一空依傍。学习哲学同时也是做哲学的实践，而“忠实输入”“原汁原味”云云，是把哲学当作客观知识来处理，根本就不是一种哲学的态度。哲学是思想的开发和培养，中国近代思想不发达，主要原因是哲学不发达。中国近代缺乏原创性思想，主要是没有原创性哲学。而要 “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②。为什么既要吸收、输入外来学说，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因为我们的前辈从来不会把做一个中国的现象学家或分析哲学家作为目标，而是希望能有自己的原创性思想。学习西方哲学，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西方哲学，更是为了深入和重新了解中国的哲学，毕竟中国过去没有 “哲学”这个概念。王国维说: “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但他的理由却是 “古书之难解”③。为什么难解的古书 “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 王国维没有说明。想来恐怕是如后来的冯友兰一样地认为，只有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论题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的形式系统来整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吧?

这恐怕也是很多人至今未便明言，却一直在实行的想法。这种想法的实践结果之一是，研究中国哲学时完全不顾中国语言和思想的特点，比附或附会盛行，如以王阳明比附现象学，以老子比附海德格尔，以庄子比附尼采等，不一而足。而这种做法的始作俑者往往是研究西学者，以 “山寨”西学造就“山寨”中学。陈寅恪谈他当时的墨学研究者 “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易，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①。今日中国哲学研究中，这还是常见现象。仅仅为了便于理解而将中国哲学系统化也颇成问题，因为 “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②。此洵为笃论。今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还难逃此病。

但王国维上述说法本身还是很有道理的。正如人们总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的特征一样，了解西方哲学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哲学有更为准确的理解。不仅如此，西方哲学的辉煌成就激起了我们前人重建中国哲学的雄心。了解西方哲学，不仅仅是为了重新了解中国昔日的哲学，更是为了光大和重建中国哲学本身。毋庸讳言，中国传统哲学自宋明以后每况愈下，越来越缺乏自身生长发展的动力。若无外部哲学思想的助力，自身很难摆脱日益衰落的命运，遑论更上层楼了。而西方哲学源远流长，传统深厚，产生了众多博大精深的思想，正可成为我们发展现代中国哲学的宝贵资源。倘能加以吸收改造，就像理学吸收佛学思想那样，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组成部分，则中国哲学一定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和境界。故观堂先生又说: “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③

然而，“深通西洋哲学”绝非易事，直至今日，在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中，这样的人还很难找到。这固然有客观的原因，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个人学习经验的局限，等等; 但也有主观的原因。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主要是由于客观原因的话，那么近四十年主要是由于主观原因。首先是没有把西方哲学当作哲学本身，而只是当作客观知识来学习。本来，西方人说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很有道理的，就像没有历史外的人一样，也没有哲学史外的哲学。任何哲学，都是哲学史的产物，都只有放在产生它的哲学史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西方哲学史，就没有西方哲学。任何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都是西方哲学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凭空出现的。例如，没有德国观念论和先验哲学，就不会有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没有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就不会有 “二战”后的法国哲学。

三

近人刘师培有言: “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④ 此言说的是经义相通，各经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义理进行阐发。哲学也是这样，不同哲学家只是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展开探讨，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哲学的基本问题以不同的面相出现或被提出，但问题本身一定牵扯许多其他重要的问题。就事论事，只局限于某个问题或命题本身而不问其相关语境与历史，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该命题的。例如，如果我们对 “存在”与 “感知”这两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发展 ( 也就是它们的真实存在) 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没有了解，是不可能真正理解 “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含义的。可是，中国当代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尤其是近四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往往不太重视西方哲学史的学习，而是一开始就以某个哲学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终生不渝。他们从研究生时期开始的研究对象，也是一生教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不越雷池一步。

任何一个哲学家，总是在前人思考和工作的基础上展开他自身的研究工作的，只有了解我们研究对象的影响者、对话者、被影响者，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哲学家所要解决的问题 ( 总是哲学史留下的) ，一句话，只有了解他们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哲学史 ( 哲学史不是哲学编年史，而是哲学问题的发生史、展开史和解决史) 的方方面面，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思想和哲学。而对于那些里程碑式的哲学家，不了解全部哲学史，我们甚至都无法真正读懂他们的著作。例如，对于像柏拉图、黑格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人物，不了解西方哲学史，我们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他们的思想的。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哲学可以用哲学史来解释，而是说，哲学史既是他们哲学的起源，也是他们哲学问题的出发点。脱离这个起源和出发点，他们的哲学就只剩下哲学史教科书上的那些客观叙述 ( 客观知识) ，而不是哲学了。

但由于不少研究者基本以了解客观知识的态度去研究西方哲学，所以哲学家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他们为何认为某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西方哲学史乃至人类的哲学思想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对哲学本身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重要的问题往往并不入这些研究者的 “法眼”。他们关心的是研究对象写了哪些著作、有哪些主要观点、某个观点有哪些内容、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严格说都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客观的知识问题。当下研究西方哲学的流行做法是述而不作，一般没有自己的批判性意见和判断，只是把客观的事实和观点说清楚、解释清楚，就算完事了。近四十年西方哲学的研究著作，似乎大部分属于这类著作。

此外，由于对西方哲学采取 “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做法，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往往以某某专家自居、自雄，根本不把融会贯通作为自己研究的根本目标。这已经不是 “隔行如隔山”，而是 “隔人如隔山”。研究维特根斯坦的人大都不太清楚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尽管维特根斯坦本人对这个丹麦同行极为佩服和欣赏。研究胡塞尔的人，一般也会认为黑格尔与胡塞尔没什么关系，却不知 “回到事情本身”的首倡者是黑格尔而非胡塞尔。时下西方哲学研究界层出不穷的各种专业委员会，正折射出这样一种不应有的状况。固然，在学术工业化的今天，西方研究者往往也只研究某个哲学家、甚至其某种思想，而不能对自己的传统融会贯通; 但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的初衷，并非想当某个西方哲学家研究的专家，而是希望了解 “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①。更何况我们的祖先早就将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② 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而以学术支离、道体蒙障为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根本目的，是 “庶几通于大道之要”③。但 “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者，不足与此”④。可见，见树不见林式的条块分割研究，既背离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更无法把握研究对象的实质。对于哲学研究来说，实乃大忌。

虽然怀特海指出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只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⑤，实际上任何一个西方哲学家都不等于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史，要真正了解和掌握西方哲学的特点和实质，决不能只研究某个西方哲学家; 要真正了解某个西方哲学家及其思想，必须将他置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语境中。例如，海德格尔的 《艺术作品的本源》实际上接受了德国观念论美学的主题，将它与古代形而上学的哲学主题结合起来，并用一种语言和诗学理论将其发展。如果我们对德国观念论美学和古代形而上学思想知之甚少或基本无知，对德国传统的语言理论和诗学理论不甚了了的话，是难以真正理解这部杰作的。时下条块分割、从一而终的研究模式，看上去似乎很 “专业”，实际上却使我们无法深入西方哲学的堂奥。

时下西方哲学研究中各种流行做法的最大问题不止于此。由于纠缠于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或某些特殊观点，我们失去了对哲学基本问题本身的思考和把握，而这些思考才应该是任何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一百多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之所以没有对中国哲学产生太多实质性的正面影响，即促进、壮大、充实和提高中国哲学的整体水平，就是因为我们将所研究的西方哲学作为客观知识来对待，而没有把它们作为我们思考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资源和伙伴来对待。既然是客观知识，我们只要客观了解就可以了，与我们自身如何思考问题不一定发生关系，更谈不上由此提高自己哲学思维的水平。

从表面上看，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连中国哲学研究界都因为 “汉话胡说”而提出 “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只是借用西方术语来叙述自己要叙述的东西而已。这些术语并没有作为概念而对思想有实质的规定和深入推进。我们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诸如一与多、有限与无限、世界的整体性和实在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真理、世界的意义、超越、人性、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认识的可能性与界限、人与世界的关系、自我、道德的本质、政治的本质、语言与世界和思维的关系，等等，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开拓和提高。许多问题仍然是别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西方哲学在上述哲学基本问题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充其量只是为我们所了解，却谈不上分享与交流。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在意的只是研究对象说了什么，而不甚在意他们所说者的哲学意义。这样的研究其实对于我们自身哲学思维水平的提高无甚裨益。例如，如果我们只是知道黑格尔认为感性确定性提供的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共相是感性确定性的真理，而不随着他分析和论证的思路来反思和考察我们对感性认识的态度，我们是无法超越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认识态度的，更无法从哲学上、而非根据流行意见和想当然的方式来探讨认识问题。我们对待认识问题的看法将永远只是意见，而不是知识。

我们对西方哲学不能融会贯通，不仅表现在对西方哲学缺乏整体把握，也表现在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思想不能真正吃透，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加以阐释与表述。近四十年西方哲学研究的普遍现象是翻译体盛行，各种译名满天飞，却不知道它们真正在说什么。与老一辈学者用平易流畅的汉语写出来的著作相比，其间反差很明显。这不单单是汉语修养的问题，也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及其问题是否真正理解和把握的问题。一个人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

近四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其发展轨迹大概是这样的: 一开始是编译或翻译式的介绍，虽也有叫“述评”的，但往往 “述”不足，“评”更谈不上。然后是比较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再接下来就是更进一步、更细化的专题研究。最近一二十年在西方哲学研究中 “对话”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真正的建设性对话首先是以知己知彼为条件的。不知己也不知彼是不可能展开真正的对话的，而只是徒有对话的愿望而已。其次，对话需要平等的心态和批评的态度; 如果只是一边倒的接受就不会有对话。最后，对话者之间哲学能力相差悬殊也是无法对话的。由于在这三个条件上都有所欠缺，所以近年来的西方哲学研究虽也有些对话，但都比较表面，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根本处，有些甚至是在自说自话。

如上所述，我们对西方哲学采取客观知识式的、而不是哲学的研究，使得我们对西方哲学至今缺乏融会贯通的理解，研究者往往从自己研究对象这一 “斑”来窥西方哲学的 “全豹”，以为他们所研究的就是西方哲学的正宗。例如，分析哲学的研究者往往会认为分析哲学代表西方哲学的正统，其他西方哲学不是已经过时，就是根本不是哲学; 而现象学的研究者可能会觉得只有现象学才是西方哲学的正统所在; 希腊哲学或德国观念论的研究者可能会觉得除了他们的研究对象外，其他西方哲学不值得一提; 而后现代哲学的拥趸会觉得此前的所有西方哲学都应该被批判和否定，等等。既然我们对西方哲学尚未有比较全面一致的认识，与之进行的对话就很可能是一种西方哲学与另一种西方哲学的对话; 尤其是研究西方哲学者往往对中国的传统哲学不太熟悉，就更有可能会这样。

还有一个影响与西方哲学真正地、平等地、批判地对话的因素，就是近代以来始终存在的以西学为神圣、以西人为帝天的心态。在现今中国哲学研究的版图上，西方哲学的影响极深广，这从中国哲学研究的 “汉话胡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引海入马”之类的做法也可以看出。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各类西方哲学研究中心数量极多。伦理学教材内容与课程讲授的基本是西方伦理学思想，从事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的人与从事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人严重不成比例。美学、科技哲学、逻辑学更是以西方理论为主。在西方哲学事实上是哲学研究的主流话语的情况下，要想与之展开平等对话，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对话者往往会缺乏真正自己的立场。对话更可能成为西方哲学内部的对话，而不是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的对话。

这当然不是说要与西方哲学对话，就必须洗净西方哲学的影响，这事实上绝无可能。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就像一般西学进入中国后一样，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便是文化基要主义者，也恐怕难脱其影响。问题不在于受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而在于对待它的态度如何。在这方面，被人视为现代日本哲学家中最有成就、最具世界性的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对我们深具启发意义。

西田几多郎被公认为日本现代哲学家中最具原创性的一位，他虽然从未去西方留学，却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他的代表作 《善的研究》的篇目上就可以看出: 第一编 《纯粹经验》; 第二编《实在》; 第三编 《善》; 第四编 《宗教》。各编的章节标题也让人会以为出自一个西方哲学家之手，如第一编第一章的标题是 《纯粹经验》，第二章的标题是 《思维》，第三章的标题是 《意志》，第四章的标题是 《知的直观》。整部著作引证了大量西方主要哲学家的著作，使用的基本都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却被认为是现代日本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作之一。原因无他: 西田融会贯通了古今西方哲学，不是从西方，而是从一般哲学问题和哲学思维的角度去占有它、分享它，把它改造成构筑自己哲学体系的原料。① 但他不想当一个说日语的西方哲学家，而是从一开始就 “透过与之对决来寻求一个更根本的共同基础，从这个基础来重新定位东西方思想，试图建立一个对东西方都具说服力的哲学”②。这种 “对决”当然不是 “对抗”，而是批判性对话。西田正是通过这样的批判性对话建立了自己的原创性哲学。而他与西方哲学的 “对决”，是建立在他对西方哲学融会贯通的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

西田几多郎的例子昭示我们，无论是要与西方哲学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还是要建立具有世界哲学意义的原创性的中国哲学，都需要我们能够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西方哲学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会通中西哲学，进而创造现代中国哲学。哲学不是某种文化的专利，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类的基本问题。研究西方哲学，应该是我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这些基本问题的契机和途径之一。无问西东，方能超越西东，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