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启示录

尹 玉 吉

（山东理工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山东 淄博 255049）

（发表于《编辑之友》2016-10，《新华文摘》2017-02、《出版业》2016-12全文转载，全文1.3万字）

通过对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的深度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学术期刊的出版机制以及主要理论线索，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一）西方学术期刊的历史源远流长。学术期刊的故乡在西方，所以西方学术期刊起步早，在出版的机制、体制等方面都比较健全、成熟。（二）西方学术期刊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稳定和成熟。首先表现为由最初的审查制到现在基本不干预的登记制度，近现代以来所干预的就是为学术期刊创造良好的法律、经济、传播环境与条件；其次是西方学术期刊整体上或曰绝大多数，特别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期刊是非赢利性的，也就是说，西方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经费来源是非市场化的。（三）西方学术期刊成熟的审稿制度。西方学术期刊在关键性的审稿环节上，普遍实行“同行审稿”制度，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通行的规则，因为它是基于更早就成熟的专利申请制度的，一般认为，这种审稿制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术资源，提高科学研究效率。同行审稿又分为单盲审制、双盲审制、双公开审稿制，等等。（四）西方学术期刊相对成熟的评价制度。西方学术期刊评价最早活动肇始于19世纪英国人普氏应读者需求而研发的“普氏期刊文献索引”(Pooles'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学术期刊评价理论的进化历程为：布拉德福文献离散定律→加菲尔德引文分析理论体系→普赖斯文献指数增长律与文献老化指数，直至今天美国文献学家尤金·加菲尔德基于整个科学文献评价集大成《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普遍被认可与广泛应用，使西方学术期刊评价理论和实践步入科学化、常态化、正规化轨道。在西方，学术期刊评价理论有其理论基础与科学学科源泉，这就是西方的《统计学》《计量学》以及《文献计量学》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的比较研究，能够发现中西方存在着一系列重大差别。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运行实践与理论对中国学术期刊出版机制的改革与构建，无疑具有重要借鉴和启示价值。

一、确立学术期刊非商品观念

中国学术期刊界的一些学者往往囿于西方《科学》《自然》等几种特殊学术期刊，以其巨大影响而发行量大乃至于能够“盈利”，就得出整体学术期刊都是“商品”的结论，显得过于简单与轻率。殊不知，以上这几种学术期刊是被商业化公司运作了的，尤其是其他众多学术期刊的所谓“盈利”，往往由商业化公司的其它产品的盈利来填补运行学术期刊所导致的真正“亏损”而来的。因为西方商业化公司需要的是名利双收，运作学术期刊主要为的是名。

第一，从西方国家学术期刊数量的比重和总体上看，绝大多数是非市场化运作的，西方学术期刊总体上是不盈利的。作为人类智慧相对终极凝结的最高层次的学术成果及其主要载体的学术期刊，在总体上不可能成为商品。并且，这类所谓盈利的学术期刊在全部西方学术期刊里占的比重少之又少。

第二，西方存在着成百上千的政府、学术团体、民间机构等设立的名目繁多的学术出版基金，学术期刊在经费上无偿地分享着这些资金，也使得学术期刊出版行为与市场本质格格不入。

第三，与中国情况差不多，西方也大量存在着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这些期刊经费均源自于“单位”拨款而得以运作，这种行为也不应是市场行为。

第四，学术期刊一般是少数专业精英学术人的专属，这就决定了其读者面窄、需求量微小，必然发行量少。显而易见，制作该物品不可能产生利润。同时，主观上西方国家创办学术期刊一般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第五，即使是在中国，普遍存在的事实也充分证明，学术期刊几乎没有盈利的。同理，没有盈利的物品不可能成为商品。

第六，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学术期刊商品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中西方学术期刊总体上几乎没有符合一般商品等价交换规律要求的，因为学术期刊普遍没有产生利润，有的只是普遍的经济投入。显而易见，经济上只投入不产出的行为不可能是市场经济行为。说到底，学术期刊出版是学术活动而不是商品生产劳动。同样，学术期刊编辑群体应当学者化，而不应该“商人化”，学术本身就是人类目前为止最为专业、最高层次的创新性活动，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出来的“社会分工”原则不允许学术期刊编辑成为学者与商人矛盾体，正可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其实，这与历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文化事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精神是一致的。

二、要根本改变中国学术期刊评价参照系

第一，中国特色的学术平台内在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参照系”。在经济上，中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学术期刊依附的平台几乎全部为公有制事业单位。因此，要真正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期刊评价参照系”，中国的学术期刊就必须回归本位，明确使命。这个“本位”和“使命”要求学术期刊成为学术成果的承载、激励和展示平台与传播媒介，别无他求。学术期刊应依据平台的高低，各就各位；依据其使命，各司其职。依附于最高学术平台上的学术期刊理应与其平台母体同步国际化，成为国际名刊。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战略部署，而胜任这个任务的非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莫属。

第二，由于没有科学的、符合中国特色学术期刊的评价“参照系”，导致激励机制失效、学术资源大量流失。目前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的“参照系”是将处在不同层次平台上的所有学术期刊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这样既非科学、又不近情理。像学术期刊、学术成果云集的高等学校尤其是处在“211”“985”以至于处于“中国常青藤大学联盟”更顶层高校的学术期刊，最有条件、最应该与其母体同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学术期刊一直蹲在家里与地方性、专科性高校的学术期刊去使用同一个“标准”去比优劣、争高低，并且屡试不爽。这些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在其位而不谋其政，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甚至个别人把高平台作为权利寻租的资本，颐指气使，“学霸”气十足。^[1]无疑，这些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绊脚石和拦路虎。

第三，以上情况已导致了中国大量优秀学术成果外流，造成了中国学术期刊缺少优秀学术论文稿源而“走不出去”，使得中国学术期刊与西方学术期刊先进水平存在的差距长期不能减小。人们还惊讶地发现：“科技论文外流已成为科技界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许多人在为我国大量优秀论文的外流感到担忧”；“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优秀科技论文外流量最大的国家”，更有甚者，中国学术界每年向西方学术期刊界“进贡高达数十亿美元版面费”^[2]。据美国科学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的统计，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期刊发表的科技论文由2008年的11.4万篇大幅增长到了2014年的25万多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从2008年的0.4万篇猛涨到了2014年的1万篇。^[3]如果任这种情况蔓延，必然损害中国学术和中国学术期刊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中国世界学术话语权的确立。

正是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参照系”为基础的评价机制，没有在评价机制中加入根本性的“办刊水平与平台对称度”主要因素的考察，导致一系列政策、措施形同虚设，致使一些拥有优质稿源、处于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呈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现状。这种现状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学术期刊的运行效率，严重制约了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步伐。可以佐证的事例比比皆是：国家教育部2003年实施的《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其计划“要在5年左右的时间里”“培育出5～10种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科学报”，事实上该“计划”已经过去13年了，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限，结果是没有“培育出一种国际知名的社科学报”；1999年国家在自然科学期刊界设立了“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基金”，该基金每年拨款300万元资助国内重点学术期刊，对我国的125种科技期刊进行了资助；^[4]2000年又出台了“重点学术期刊专项资助基金”，重点资助国内比较优秀的30种左右的学术期刊；2012年底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工程实施5年以来，也还没有孕育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其他领域的学术期刊“计划”、“规划”“方案”何尝不是如此。可见，由于评价“参照系”的非合理性和非科学性，导致了一系列“计划”“规划”“方案”形同虚设，计划纷纷落空，不能不说是评价机制存在严重问题。

个别处在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主编不去研究学术和学术期刊规律、甚至没有相关学术成果在第三方平台问世，往往是“互换式”发文，竟能堂而皇之冠以相应学术组织“理事长”“会长”等的桂冠。不仅如此，各种没有实质性内容甚至误导性的“大呼隆”“搞形式”的“学术期刊会议”、“学术期刊评价会议”等等，泛滥成灾。

第四，以上状况理所当然亟待改变，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我们认为，根治这种状况的灵丹妙药就是根本改变目前学术期刊评价的“参照系”，参照西方学术期刊的评价机制，以西方学术期刊的评价指标为“用”，紧紧把握“中国特色”，把学术期刊水平与其平台对称度的考察为“体”。只有这样才能根治中国学术期刊“走不出去”、没有国际影响力的顽疾。

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根据这个科学观点，我们应该使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与其母体相辅相成，以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则，既不符合逻辑，更不合乎常理。在学术期刊的评价过程中，首先对学术期刊编辑的主观努力的因素、才能、业绩以及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等因素，与其依附平台的对称度进行考察、检验，不同层次学术期刊如果做出超过其依附平台水平业绩的，就应当给予鼓励；对于处在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没有担当精神，没有“走出国门”到“海外”去与西方同行竞争优质稿源，吸引和挖掘国际尖端学术成果为我所用的，没有做出与其平台对应业绩的予以警示。只有建立起这样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参考体系”，才能真正鞭策学术期刊各尽所能，各就各位，各负其责，履行使命，以此根本提升中国学术的创新能力，提升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尽快成长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以更好地为中国学者提供不用出国、不用浪费有限的科学研究资金资源，就能在具有国际水准的国内学术期刊上快捷出版学者们的优秀成果，而不是舍近求远的、被迫的将国内优秀学术成果去花费巨额费用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

众所周知，尽管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无疑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有意无意制定了许多歧视中国学术期刊从而鼓励学者往海外发表学术论文等不公平政策的原因，但是，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不作为是导致中国学术期刊“走不出去”内在的、根本的原因。

三、借鉴西方学术期刊出版基金资助制度

西方学术期刊经济运行机制，往往不依赖于市场，绝大多数依靠的是“单位”拨款与形形色色的基金会的资助。《国际基金会指南》(The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Directory)表明，在主要的西方国家存在各种与学术出版相关的基金组织数以千计。譬如在美国、德国、英国等都有几百个基金会在活跃着，在这些众多的基金会中，很大比重是针对学术出版物的，其中包括对学术期刊出版的大量资助，有的还对相关出版编辑人员给予资助，以达影响出版的目的。^[5]具体地说，围绕学术期刊的出版可以设立多种基金，像精品学术期刊基金、学术期刊出口展销基金、学术期刊采购基金，等等，这些资助为西方学术期刊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经济保障。

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晚，尤其民间几乎还没有起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客观上使得包括设立政府基金在内的各种学术期刊出版基金前景无限广阔。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在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6]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中国学术期刊的基金设立、大力发展中国政府的、民间的学术方面的基金，可谓久旱逢甘霖。既然国外的基金会都可以利用，国内的相应基金会更应该加快开拓充分利用。中国目前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积极组织和创建各种有关学术方面的基金会、尤其是民间方面的各种基金会。

在这方面中国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正在稳健快速地赶超排名第一的美国。无疑，中国经济领域蕴涵着巨大的闲置、半闲置资金，这些都为中国学术发展基金事业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亟需加以正确引导以使这些资金的流向合理化，变目前大量的不健康的“土豪式”消费为“贵族”式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品位的公益性消费，以此提高整个中国社会消费的文明程度。因此，设立各种以资助学术、学术期刊发展事业的基金会恰逢其时。这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

学术期刊出版基金结构应是一种分层次、视情况而定期限的，尤其是政府设立的有关学术期刊的出版基金，应着重于以下几个因素的考察。首先，对学术期刊的编辑的主观因素业绩、影响力、影响因子等进行其水平与其依附平台对称度的考察上去；其次，不同层次学术期刊只要做出超过其依附平台水平业绩的，就应当给予基金资助，以鼓励学术平台低的学术期刊的办刊积极性，因为他们是整个国家学术期刊事业的基础；再次，各种基金的设立应该有时间期限，一定期限过后，再次进行同样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学术期刊在资助基金方面进行优胜劣汰，激励中国的学术期刊事业不断繁荣发展，使处在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充分利用平台资源，与其平台同步进入世界高水平学术期刊的行列；使所谓一般平台、低平台上的学术期刊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使得中国学术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第四，其他民间性质的学术期刊出版基金，可以扬长避短，发挥办刊单位的作者经济资源，譬如资金雄厚的重大课题主持人对投稿学术期刊的资助、各种社会慈善基金会对学术期刊出版的资助，等等。一般而言，这些基金的获取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往往占有先天优势，因此，从各个角度看，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走出去”势在必行。

四、基于高平台的学术期刊应与西方同行开展合作并创办英文版

基于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有能力、有义务积极与西方同行开展合作并创办英文版。

第一，位于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应积极与西方同行开展业务合作。西方学术期刊的出现最早、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的成熟程度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几乎全部是西方学术期刊。因此，加强中国学术期刊与西方同行开展业务交流与合作意义非同一般。西方主流英语学术期刊进入非英语国家在日本和韩国等已有多年的历史，其中，韩国1997年对西方学术期刊实行开放出版政策；日本采取的是其本土学术团体与西方学术期刊机构联合办刊的模式，它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西方有名望的学术期刊联合创办英文学术期刊。以上实例值得中国学术期刊同行参考。

第二，位于高平台上的学术期刊应创办英文版。英语作为事实上的国际化语言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日本和韩国等。众所周知，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后起的、非拉丁语国家的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比较多地进入国际主流学术期刊行列，其学术期刊以“世界语”英语等拉丁文出版，是其重要原因。对此，即使是学术与科技强国的德国和荷兰，他们在学术期刊的出版上也采取了以英文为主的出版方式；科技强国日本则采取了双语办刊的方法，母语出版占80%，尽管只有20%以英语出版，对于属于东方语言的国家来说已实属不易了。以上这些情况都值得中国学术期刊同行借鉴。对外改革开放38年的中国一直没有放松对教育领域英语教学的强化，人们的英语水平已经大大提高，更何况在“高大上”的学术期刊领域，其作者、编者、读者的英语水平更不应成问题。因此，中国学术期刊在出版文字形式上以国际社会通行的英语进入主流国际学术界，可谓水到渠成。其实中国这方面高平台上的理工类学术期刊做得比较好，例如清华大学的《清华科学技术学报》（Tsinghu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6），浙江大学学报有三个英文版，即《应用物理和工程》（Applied Physics & Engineering）（2000）、《生物与生物工程》（Biomedicine & Biotechnology, 2005）、《计算机与电子科学》（Computers & Electronics, 2010），吉林大学的《高等学校化学研究》（Chem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2004），中华医学会的《中华医学杂志》（Chinese Medical Journal, 1999），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的《动物学研究》（Zoological Research，1980）和《动物学报》（Current Zoology, 2001），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中国化学快报》（Chinese Chemical Letters, 1999），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的《植物生态学报》（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1958），《植物分类学报》（Journal of Systematics and Evolution, 1974），《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 Science，1993），《植物学通报》（Journal of Integrative Plant Biology, 1983），等等。另外，社会科学方面也已经出现英文版学术期刊，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Social Sciences in China，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版（China & World Economy，1993），山东大学《文史哲》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2014）。据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戴利华，刘培一两位先生的统计，目前中国存在200种左右的英文学术期刊。^[7]不过，总的来说，中国的英文学术期刊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国内、国际知名度低、缺乏影响力，远没有进入国际社会学术期刊的主流行列。因此，中国的一些高平台学术期刊既要走语言“英文化”的道路，同时要不断总结经验，稳扎稳打，不能期望一夜之间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世界水平就能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专家的研究结论是：“政府和机构的资金支持是办好英文学术刊物的重要保障”、“国际合作是国内英文学术刊物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8]我们深以为是。

五、政府提供技术支持推动中国学术期刊在线协作系统开发

“在线协作系统”运用到学术期刊就是学术期刊编辑部通过无线办公手段，以任务平台为中心，以任务树、工作计划树为工作管理工具，借助于其各种辅助功能，满足作者、编辑以至于读者自动化业务非固定流程任务协作、工作计划要求的系统。其可以在任何桌面设备上保持联系，使编辑能够轻松愉快地开展工作并且与尽可能大范围同行的共享。在线协作系统不再局限于管理者的办公室，学术编辑出版团队可以通过任何桌面设备，例如通过终端系列提供的高清视频和智能音频保持联系。该系统能够根本提高学术编辑协同工作的效率。在该领域，最近美国的在线协作出版网站——Webook刚完成的新一轮500多万美元的融资活动，以建立健全协同写作出版的模式。^[9]西方学术期刊出版界已经利用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将出版、发行、编辑、管理与运营中的每一个环节整合在一个在线系统平台上，已经不再是一种设想了，在西方大部分国家其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从传统业务模式向网络化、数字化技术模式的转变，西方学术期刊在线协作系统已经普遍开始运行。这些先进的网络出版技术条件与平台，不仅大大降低运行成本，给学术期刊出版带来更多的成功的机会，更能大大提高管理效率。然而，“在线协作系统”建设是耗资巨大的工程，就目前中国国情而言，唯有政府有能力组织各方力量使设想成为现实。然而，“在线协作系统”建设势在必行，这也是中国现代出版业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选择。

六、开展学术期刊开放存取运动创新出版模式

由于西方商业化公司的操纵，使一些学术期刊过度商业化，导致学术期刊价格居高不下，学术期刊呈萎缩趋势，严重窒息了学术的生命力。基于此，西方学术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存取”（Open Access, OA）运动。该运动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的在于促进网络学术文献尤其是学术期刊和科研成果免费地、无限制地在线获取，其已成为学术界充分利用互联网条件实现科学知识信息生产、出版、交流、传播的重要机制。^[10]

“开放存取”打破了长期以来出版商因垄断学术资源而影响学术交流的格局，从而为学术交流创造了没有时空限制的全新模式。由此看来，开放存取的运作模式与传统的市场运作模式有直接的利害冲突，西方的学术出版界也正处在探索过程中。应该说，开放存取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学术发展。一是中国市场的力量比较弱，实行开放存取来自市场的阻力比较小；二是大多数学术期刊已经在收取版面费，而该办法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成为开放存取、资源共享的理由；三是中国的学术期刊几乎全部建立在公有制的平台上，全民共享有经济制度和法律依据；四是中国的学术期刊普遍欢迎更多读者，更多的读者能够增加和扩大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与影响力。总之，在中国开展开放存取运动的优越性不一而足。另外，开展开放存取运动适合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期刊特点——普遍发行量小的最大特点。在学术期刊几乎不可能盈利的普遍情况下，学术期刊开放存取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学术成果的利用率，减少全民学术资源的浪费。因此，作为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开展学术期刊开放存取运动，得天独厚，意义重大。

七、强化行业协会学会在学术期刊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应当积极借鉴西方学会和协会是学术期刊主力军的成功经验。其实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已经为此下达了有关规定，以此来强化民间学术团体在学术方面的作用。总的来看，目前中国学术期刊出版行业协会、学会不下百个，全国性的有“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全国性行业期刊研究学会（协会），各地相应的学会、协会，等等。由于中国的这些学会、协会成立时间只有十几年、几十年的短暂历史，没有西方那样上百年甚至一二百年的历史积淀。因此，在经验积累、成熟程度、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自律修养等方面都比较薄弱。西方的学会协会在学术期刊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国政府也在有意识地淡化政府机关在学术发展中的行政命令作用，开始发挥学术团体、学会、协会等民间学术组织的重要作用，把一些期刊奖项、评价等都让位于学会组织。不过与西方社会成熟的学术期刊组织而言，中国的学术期刊组织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发展学术期刊出版行业学会、协会对学术期刊出版行业的管理和促进作用亟须有一个大的发展和突破。发挥行业学会、协会作用，促进出版行业自律，与中国加入WTO相适应，努力与国际社会规范接轨，充分发挥学术期刊行业学会、协会在学术期刊调整、优化、组合、发展中的作用，充分认识这种作用的极端重要性。

八、积极借鉴西方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

在决定学术期刊质量关键性的审稿环节上，中国应当努力借鉴西方“同行审稿”（Peer-review）制度，努力与国际社会学术期刊通行的同行审稿规则相接轨。在西方，不经过“同行审稿”环节的学术期刊一般不被认可。因此，必须改善中国传统的“三审制”，使其在程序的公正性、科学性、时效性、操作规范性等方面实现规范化。

（一）中国学术期刊审稿普遍存在着消极现象。目前中国学术期刊审稿人普遍存在的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此稿甚好，可用”、“不可用”等使学术期刊编辑无所适从、对学术论文提升无实际意义的所谓“评语”。^[11]

（二）西方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的内在要求有以下三个方面。

1.要求审稿专家审查学术论文必须回答明确以下问题：首先，学术论文数据与结论为作者原创吗？第二，学术论文创新性达到发表标准了吗？第三，学术论文的参考文献可以佐证论文作者的观点吗？第四，文题与摘要能准确反映论文内容吗？第五，学术论文是本刊发表范围吗？第六，论文格式符合学术期刊要求吗？第七，学术论文图表符合规范要求吗？第八，学术论文英文写作与表述合乎规范吗？不一而足。

2.要求同行审稿专家对学术论文的综合评价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稍做修改后发表；第二，做大修后发表；第三，不宜发表。

3.要求同行审稿专家必须指出需要修改的具体内容。第一，文章的结构；第二，需要删除的图件或表格；第三，需要重新组织结构；第四，重写（需要提高的部分）；第五，重写摘要；第六，重排参考文献。此外，还要有“您还希望再次审阅此稿吗”等追问。

由比较可见，必须改善中国传统的“三审制”，使其在程序的公正性、科学性、时效性、操作规范性等方面与西方学术期刊同行审稿制度的规范化相吻合。

九、强化学术期刊规范克服学术行为不端

中国学术不端行为比较严重地存在着，其已成为社会诟病和需要改革的焦点，其无可置疑地存在于学术期刊之中。而学术规范、学术期刊规范建设比较早的西方，采取规范的技术标准、严格的审稿制度、明确的责任作者制度、透明的收费政策、严厉的文稿撤销制度等。这些都可资中国学术期刊规范建设所借鉴。

中国的学术期刊的学术规范建设应当以以下文献作为基本要求：中国国家标准《GB/T7714-201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Rules for bibliographic references and citations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2004）》；世界学术界被称为“出版与研究界圣经”的美国《芝加哥手册——写作、编辑和出版指南》(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The Essential Guide for Writers, Editors & Publishers)；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MLA）研制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出版手册》（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ublished the manual）、美国心理学家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研制的《美国心理学会出版手册》（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等等，都是比较成熟的学术论文规范和学术期刊出版的规范，因为他们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好的学风规范、学术内容规范、学术形式规范的作用。

十、中国学术期刊应有条件自愿地实行集约化

在中国的业界，相当多一部分人认为：“国外科技期刊的集群化、规模化出版已形成一定的潮流”^[12]在西方，学术期刊出版集团不像一些国人想象的那样动辄出版几十种、几百种学术期刊，例如西方学术期刊出版的主力军——学术社团，其实只出版一两种学术期刊的大有人在。目前美国出版学术期刊的机构有2421家，共出版6720种学术期刊，平均每家出版机构约出版2.8种。美国出版10种以上学术期刊的出版机构只占全部出版机构的3.3%，学术期刊出版的“小舢板”比比皆是，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在中国，由于实行的是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制度，学术资源尤其是学术期刊资源依附的客体几乎都是全民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学术期刊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西方国家学术期刊情况比较，中国走“集约化的集团经营发展”之路，实现集约化发展的可能性更加具备。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约化的集团经营发展”一定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在自愿的基础上有序的、实验性的进行，不能重蹈极左盛行时期的“一大二公”“大跃进”“一刀切”式的靠行政命令去实现，那将是愚蠢的揠苗助长行为，必将给中国学术期刊事业带来灾难。

现实中中国的“集约化”与西方相类似，中国学术期刊运行模式也大致存在有三种。第一是所谓集团化运作。这种情况有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出版社、中华医学会杂志社、浙江大学等众多大学出版社。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对本单位（本学校）内部资源的整合，往往是学术期刊主办单位以“简单地甩包袱”为目的，以隶属其且轻易能够盈利的出版社从经费上“养活”学术期刊，大学学术期刊并入出版社就是这种典型情况。这种情况尤其是像“中国知网”等众多网络学术期刊的出现导致传统纸质学术期刊发行量的萎缩更加急剧，也助长了这一趋势。中国学术期刊的“集团化”远非西方式的对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间的学术期刊资源进行的优化整合。因此，中西方有着本质区别。第二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个“学术期刊”杂志社，即使是著名的《新华文摘》等，也并非典型意义上的学术期刊，至多是部分地具有学术性二次文献的成分，因为其在摘登学术信息的同时，大量收录科普、小说、诗歌、漫画等文学文艺作品。第三是无独立法人地位的学术期刊编辑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可谓比比皆是，仅仅是大学学报编辑部就有3000余家。

十一、审慎可控有序分步部分试行学术期刊“登记制”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经过38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的改革方面等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进步：政治上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发展阶段的定性由“社会主义社会”准确界定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上从纯粹的公有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从“计划经济”转移到了“市场经济”，等等。这一系列重大改革及其理论突破，可谓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手笔。中国加入WTO后，在诸多方面已经融入进了国际社会之中，学术以及学术出版事业作为关乎国家与民族兴亡的行业，无疑也与国际社会接轨了。正基于此，业内一些学者陆续提出中国期刊可以部分地由“审批制”过渡到“登记制”。这种“过渡”可首先从“专业性强、基本不涉及意识形态”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开始。“可以为科技期刊的发展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可有效避免政府对科技期刊出版工作的过分干预”，“有利于在科技出版工作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为科技期刊的发展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氛围。”“采用登记制，放开刊号”后，随着新学科的诞生、学科的繁衍与分支、高新技术的开发及新行业的兴起，中国学术期刊必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时期。^{[13,14,15,16,17]}这些建议及其理由尽管参差不齐，但是富有道理，并且这样的改革与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应该说涉及面更小、更容易试点与操作，有关方面应发扬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与时俱进，对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机制进行改制与创新，审慎可控有序分步部分试行学术期刊“登记制”试验，以至于进行大胆改革。试行登记制，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国家与民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增强国力，造福于中国人民。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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