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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剑：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一）
时间 : 2010-09-21 16:39　来源 : 作者 : 　 点击 :
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
——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一）
南京大学 朱 剑
 
      已有百年历史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在20世纪曾经有过多次辉煌的时期，而每一次辉煌，与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都是合拍的。但是，世纪之交以来，作为社科期刊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学报却整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s1] ，在数量有了空前增长（社科学报达到了1 300余家）的同时，其整体声誉不升反降，来自学术界的各种批评和诟病之声不绝于耳，“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等等不一而足。显然，出现了某些管理者和办刊人没有及时察觉或即使察觉了却难以改变的问题，使得学报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不再同步，产生了颇为严重的不相适应的情况。
     应该说，最迟在2002年，教育部已明确意识到了高校学报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年夏天召开的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袁贵仁（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在题为《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的主题报告中，除了充分肯定高校社科学报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以外，还重点阐述了所存在的四个方面的问题：（1）有些主办单位对学报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足；（2）不少高校社科学报满足现状，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办刊理念、办刊模式和办刊方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3）相当一部分学报定位不清，选题雷同，内容重复，个性、特色不够鲜明；（4）高校社科学报还存在着发行量偏小，不同程度地存在求生存、图发展的突出问题。[①][s2] 
     在清醒地意识到高校学报存在问题的同时，袁贵仁在报告中分别从学报、主办单位（学校）以及教育部的层面提出了应对与解决问题的要求和思路，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启动“名刊工程”。一年后正式出台的《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所确定的目标是：“通过国家（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和主办单位）的支持和学报的改革，在五年时间内滚动推出20家左右能反映我国高校学术水平和学科特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社科学报及其特色栏目。其中，培育出5至10种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社科学报。逐步改变目前高校社科学报‘全、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②]
      2003年底，教育部组织评选出了11家大学学报，首批入选名刊工程。[③]翌年2月，教育部与这11家学报签订建设协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自此正式拉开了建设序幕。此后，第二批8家学报、第三批7家学报于2006年和2009年相继入选了名刊工程。[④]教育部有关领导对名刊工程进行了精心和全面部署。在2004年2月名刊工程首次主编座谈会上，袁贵仁指出：名刊工程应是一个导向工程、一个建设工程、一个创新工程、一个特色工程、一个整体工程、一个质量工程、一个责任工程、一个系统工程。[⑤]由此足见，名刊工程实际承担着救困与复兴的双重使命，要通过名刊工程的建设，为高校社科学报找出一条走出困境重现辉煌的成功之路，以名刊工程为示范，“每一份高校社科学报最终都将经历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⑥]
     与六年前相比，名刊建设的环境正在发生着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变化。如果说六年前文化体制特别是出版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尚未触及期刊体制，而数字化方向在期刊界还有争议，名刊建设只能暂时回避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六年后的今天，文化体制改革已向纵深推进，而期刊数字化前景已清晰可见，名刊建设将不得不直面这些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变革已迫在眉睫，作为期刊最高行政主管部门新闻出版总署已为报刊体制改革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报刊体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至于数字化，新闻出版总署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引导传统出版行业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有效融入数字化出版潮流的政策措施”。[⑦]
     教育部对此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李卫红副部长在2010年4月指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数字化出版对高校社科期刊建设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要求期刊业创新发展思路，积极利用新兴传播技术，开创全新的业态和发展模式。”[⑧]所有这一切对名刊工程而言，都意味着正在改变的已不仅是环境，一些原来的“环境问题”也会成为今后名刊建设的实质性问题。
那么，名刊工程建设应有何新作为以及如何作为？这是摆在名刊工程入选学报（以下简称“名刊学报”）面前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而名刊学报的选择又必然影响到千余家社科学报未来的走向。本文意在通过对名刊工程建设成效、需要突破的瓶颈的分析，提供若干新的发展思路，[⑨]以抛砖引玉。
 
六年建设回眸：名刊工程成效简析
 
      2010年4月，李卫红在第三批名刊工程主编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对名刊工程建设成果进行了总结，指出：“名刊工程从建设之初开始，就肩负着光荣使命和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名刊工程建设已有六年。六年来，入选期刊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建设目标，立足本校实际，努力提高办刊质量、破解难题，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绩。”[⑩]的确，六年来，名刊学报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全部的精力从事名刊建设，各刊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名刊工程已引起了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广泛关注，名刊工程所取得的明显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
     名刊建设的成效突出地表现在各刊所发表学术论文的影响力和质量有了整体的明显提升，这从一些期刊统计数据中也可以明确地反映出来。近年来，常被用于学术期刊评价的数据主要有：（1）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制作的期刊他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数据（CSSCI）；（2）《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转量和文摘率数据；（3）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制作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和转载率数据。本文也将采用上述三项数据，通过对名刊学报与同为综合性的社科院（联）期刊进行比较，试图明确名刊学报在社科期刊界的实际影响力并尽可能兼及质量水平。之所以选择社科院（联）期刊作为比较对象，还因为在社科期刊总类之下，这些期刊是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期刊以外最为学界重视的期刊类别。
      期刊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和期刊界对此有很多讨论，观点各异，终无定论，但有三点基本共识：第一，学术评价从本质上来说是学术共同体的事，但以学术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评价机制至今未能建立，而学术评价却已成为经常性的工作，故只能借重于某些专业评价机构。第二，仅凭专业评价机构制作的“二次文摘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数据，对期刊进行不加分析的排名，特别是用单项排名来判断某一期刊质量优劣的做法并不可取。第三，不能简单否定统计数据的价值，因为这些数据与期刊的影响力乃至质量有相当程度的正相关性，特别是对同类期刊的影响力和整体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时，这种正相关性就更为明显；采集并分析这些数据，是期刊评价的有效方法和不可缺少的程序。
     简单地使用并分析这些数据，一般只能间接说明期刊在某些方面影响力的大小；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评价，仅靠搬弄这些数据是推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果的，但这些数据却可以为科学和合理的学术评价起到问题导引和分析工具的作用。本文对上述数据的采集和使用，正是建立在其与学术期刊影响力和总体质量具有正相关性这一学术界共识的基础上。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只在期刊种类的层级上使用并分析这些数据，以说明名刊学报的实际学术影响力；至于更深入地分析、利用这些数据，特别是由其导引，深入到学科层级和问题层面的引文动机、作用分析，引用与文摘比较、学报与专业性期刊比较以及对学科发展的贡献等具体的对名刊工程绩效的评论，拟另文专论。
 
1.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数据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主要用于“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该中心“从全国2 7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编辑规范的期刊作为来源期刊。目前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11]通过对这些相对优秀的期刊（来源期刊）发表论文的引文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说明，凡被这些来源期刊引用过的论文，都对同行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故有关引文的一些数据，如被引频次，可以间接地反映这些论文在学术界所产生的反响。将某一期刊已发表的所有论文在一年中被引次数相加得出的总被引频次，以及前两年中发表的论文在当年被引总次数除以这两年的发文量得出的影响因子数据，则可以间接地反映该期刊在学术界的影响，而同类期刊的相关数据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基于此，本文对名刊学报与综合性社科期刊2009年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情况作一比较（见表1）。
 
表1  2009年名刊学报与综合性社科期刊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对照表（前15名）
序
号
名刊工程学报
综合性社科期刊*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
他引影响因子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
他引影响因子
1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511
0.429603
中国社会科学
2500
1.913706
2
北京大学学报
635
0.358974
开放时代
252
0.359155
3
浙江大学学报
350
0.357895
学术月刊
616
0.266553
4
清华大学学报
288
0.350962
社会科学研究
363
0.229858
5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375
0.328622
社会科学
418
0.206897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463
0.322314
江海学刊
417
0.205821
7
南京大学学报
293
0.318408
国外社会科学
301
0.204255
8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24
0.316794
江苏社会科学
445
0.193359
9
文史哲 
323
0.260684
浙江社会科学
412
0.189899
10
复旦学报
392
0.218009
南京社会科学
354
0.180505
11
四川大学学报
237
0.199248
东南学术
191
0.161074
12
厦门大学学报
285
0.19403
甘肃社会科学
355
0.159036
13
南开学报
267
0.189873
学术研究
439
0.156894
14
兰州大学学报
296
0.163636
浙江学刊
345
0.156682
15
南京师大学报
235
0.159744
学习与探索
289
0.147239
合计（影响因子均值**）
5274
0.276746
包含《中国社会科学》
7697
0.239072
不含《中国社会科学》
5197
0.190741
注：*综合性社科期刊包括《中国社会科学》和各省市社科院、社科联主办的综合性期刊，下同。
** 影响因子均值的计算方法为：各刊2007、2008年所发表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频次之和除以这两年各刊发文量之和。
数据来源：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数据库2009，数据版本：0715.10。
 
     通过表1，可以大致说明以下几点：（1）无论是总被引频次还是影响因子，《中国社会科学》都远超过名刊学报和省市社科院（联）期刊，足见其影响力之大。（2）如不计《中国社会科学》，名刊学报与省市社科院（联）期刊的总被引频次基本持平，而后者的发文量（见表2、表3）是前者的2倍以上，亦即名刊学报以不到后者一半的发文量却获得了与后者相当的总被引频次。（3）在判断期刊影响力方面，最具比较意义的是影响因子，名刊学报的此项数据明显高于综合性社科期刊，影响因子均值前者为0.276 746；后者为0.239 072；如不含《中国社会科学》，即省市社科院（联）期刊则只有0.190 741，名刊学报比其高出了近50%。综合上述（2）、（3）两点，在影响力方面，名刊学报显示出了比较明显的整体优势。
 
2．《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统计数据
      学术界之所以比较接受以“三大文摘”文摘情况作为原发文期刊质量和影响力的考量指标之一，是因为“三大文摘”都以选优和推优为宗旨，将分布于数千种期刊中比较有创意的文章的核心章节乃至全文予以二次发表，这数千种期刊的基数使“三大文摘”的选优宗旨具有了客观上的可能性；如果“三大文摘”的编辑人员并非庸才且足够公正的话，在长期的文摘工作中定会积累丰富的经验和具备独到的眼光，并熟知学术界动态，实现其宗旨也就具备了主观上的可能性。“三大文摘”与CSSCI数据不同，CSSCI是对分散于各学科的学者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能够较直观地说明期刊影响力，但一般不宜直接用于质量判断，质量判断必须建立在对引文的动机和作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三大文摘”代表的是文摘杂志社对被摘文章的价值判断（前提是有严格的审稿程序），能从一定的角度直接反映论文的质量，尽管这种判断是主观的。正是这个原因使许多高校院所将“三大文摘”特别是《新华文摘》列入本单位“学术榜”中的权威期刊，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另当别论，但至少能说明它们在管理者和学者心目中作为学术评判者的地位。基于此，本文将名刊学报与综合性社科期刊2009年被“三大文摘”全文摘转的情况作一对比（见表2）。之所以排除了“论点摘编”之类的短文摘，主要因为其价值无法与全文摘转的长文摘相提并论，还因为短文摘易受人情稿、关系稿的影响。
序号
名刊工程学报
综合性期刊
刊 名
新华文摘
高校文摘
社科文摘
合计
发文量
文摘率%
刊名
新华文摘
高校文摘
社科文摘
合计
发文量
文摘率%
1
南京大学学报
4
16
5
25
92
27.17
中国社会科学
13
13
11
37
90
41.11
2
清华大学学报
11
10
6
27
103
26.21
学术月刊
10
15
1
26
249
10.44
3
复旦学报
4
11
7
22
101
21.78
江海学刊
9
7
6
22
245
8.98
4
南开学报
2
10
8
20
109
18.35
天津社会科学
5
4
2
11
162
6.79
5
文史哲
7
8
4
19
110
17.27
社会科学研究
6
1
7
14
212
6.60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9
6
3
18
113
15.93
学术研究
4
2
10
16
289
5.54
7
北京大学学报
7
7
6
20
135
14.81
广东社会科学
1
4
4
9
176
5.11
8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5
9
4
18
128
14.06
河北学刊
7
5
5
17
337
5.04
9
浙江大学学报
2
8
6
16
132
12.12
浙江学刊
2
2
6
10
214
4.67
10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7
6
3
16
137
11.68
浙江社会科学
1
5
5
11
246
4.47
11
厦门大学学报
1
7
3
11
101
10.89
探索与争鸣
7
2
2
11
289
3.81
12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
9
1
11
108
10.19
社会科学战线
13
0
11
24
633
3.79
13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5
6
3
14
139
10.07
江苏社会科学
4
0
5
9
249
3.61
14
求是学刊
5
7
3
15
149
10.07
社会科学
4
0
6
10
277
3.61
15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
7
1
9
114
7.89
江汉论坛
2
1
8
11
365
3.01
合计(文摘率均值)
 
 
 
261
1771
14.74
（包含《中国社会科学》）
（不含《中国社会科学》）
238
201
4033
3943
5.90
5.10
 
表22009年名刊学报与综合性社科期刊被“三大文摘”*全文摘转情况对照表（前15名）
注： *统计源期刊为《新华文摘》(简称“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简称“社科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简称“高校文摘”)2009年全年刊，转载总次数9篇及以上的刊物列入统计范围。
数据来源：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CSSCI文摘索引数据库2009，数据版本：0729.10。
 
     通过表2，可以看到如下几点：（1）《中国社会科学》一枝独秀，被摘量和文摘率均遥居各刊之先。（2）名刊学报的总发文量为1 771篇，而综合性社科期刊为4 033篇，但前者仍以261篇次的被摘总量超过了后者的238篇次。（3）名刊学报更以14.74%的文摘率远超过了综合性社科期刊的5.90%，是后者的2.5倍；考虑到“三大文摘”对各刊每期被摘量会有所限制，文摘率统计对期发文量大的期刊不利，实际差距不会有2.5倍。综合（2）、（3）两点，名刊学报的优势是明显的。需要说明的是，“三大文摘”各有自己的摘文标准或偏好，从选题来看，《新华文摘》更多关注现实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更多关注理论问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更多关注纯学术问题；从被摘期刊的种类来看，《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稍侧重社科院（联）期刊，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则稍侧重高校学报；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从被摘期刊个体来看，各刊被“三大文摘”所摘转的比例并不平衡，但总体则基本平衡，“三大文摘”作为衡量学术期刊的综合影响力和质量的指标有较好的互补性。同样需要说明的是，“三大文摘”的判断并不能等同于学术共同体的判断，特别是针对某一篇文章时，仅凭是否被“三大文摘”摘转来判断其学术价值是件不大靠谱的事。
 
3.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统计数据
     以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出版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情况作为期刊评价工具的道理与“三大文摘”比较相似，但“复印资料”与“三大文摘”不尽相同：（1）“三大文摘”各自都只有一本，属综合性文摘，篇幅有限，因而更关注宏大选题；“复印资料”共有100多个专题，实则为100多个学科专题文选，故有条件关注更为专业的选题。（2）“三大文摘”很少全文转载；“复印资料”则均为全文转载，故可以更注重所选论文学术上的周延。（3）“三大文摘”以被摘文章学术创意为标准，“复印资料”还兼具资料收集的责任，这一特点的形成有历史的因素。“复印资料”的几个功能属性间有一定的矛盾，但总的说来，近年来“复印资料”已明确追求学术评价标准的定位，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正逐年减弱。基于此，本文将名刊学报与综合性社科期刊2009年被“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的情况作一对比（见表3）。
 
表3年名刊学报与综合性社科期刊被《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情况对照表（前15名）
14.56
序号
名刊工程学报
综合性社科期刊
刊名
转载数
发文量
文摘率%
刊名
转载数
发文量
文摘率%
1
复旦学报
52
100
52.00
中国社会科学
60
90
66.67
2
北京大学学报
55
130
42.31
学术月刊
95
246
38.62
3
南京大学学报
37
92
40.22
社会科学
75
276
27.17
4
文史哲
40
106
37.74
江海学刊
58
225
25.78
5
清华大学学报
36
103
34.95
开放时代
32
129
24.81
6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42
132
31.82
河北学刊
65
336
19.35
7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34
114
29.82
江苏社会科学
45
239
18.83
8
南开学报
31
108
28.70
学术研究
51
287
17.77
9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37
137
27.01
人文杂志
29
180
16.11
10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4
107
22.43
社会科学研究
31
210
14.76
11
浙江大学学报
28
134
20.90
探索与争鸣
40
278
14.39
12
厦门大学学报
19
101
18.81
南京社会科学
39
292
13.36
13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
118
16.95
学海
28
211
13.27
14
南京师大学报
25
150
16.67
广东社会科学
22
176
12.50
15
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23
158
天津社会科学
20
160
12.50
合计
503
1790
28.10
（包含《中国社会科学》）
（不含《中国社会科学》）
690
630
3335
3245
20.69
19.4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网站（http://www.zlzx.org/rssi/index.htm#i）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表3所呈现的比较结果与表2有较大的相似性。名刊学报503篇次的转载数虽低于综合性期刊的690篇次，但因前者1 790篇的发文量远低于后者3 335的发文量（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对各刊发文量的统计与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的统计略有出入），故代表期刊总体发文质量和影响力的文摘率仍以28.99%而明显高于后者的20.69%，如果不计一枝独秀的《中国社会科学》，后者的数据则更低。
     对于同为综合性期刊的名刊学报和社科院（联）期刊的对比，表1、表2、表3数据源虽不相同，但指向却基本一致：（1）《中国社会科学》最受各方青睐，代表学者立场的引用情况尤为突出，其原因稍后将予分析。（2）在被引频次、被摘（复印）篇次这些纯计量的数据方面，名刊学报与社科院（联）期刊不相上下，两类期刊在所发表的有影响或高质量的论文的数量方面平分秋色。（3）在影响因子、文摘（复印）率这些计量高影响或高质量论文所占比例以反映期刊整体影响力和质量的数据方面，名刊学报在各组统计中都体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说明名刊学报的整体办刊水平更为齐整。当然，这只是对名刊学报和社科院（联）期刊中各自最优期刊的一种简单类比。名刊工程涉及20多家学报，而社科院（联）期刊的数量更大，发表论文更多，个体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上述所有统计都只是从某一侧面反映期刊影响力和间接反映期刊质量的数据，尽管影响力与质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上述三组数据只能是一个大致判断。但从不同侧面都指向了共同的结果来看，经过六年建设，名刊学报的影响力和质量确已有明显提升，已成为最优的社科期刊之一种，则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与上述统计数据并不相称的是，在各高校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绩效考核中，即各校的“学术榜”期刊分类或排名中，名刊学报即获入选也排名不前或档次不高，在多数高校特别是名校“学术榜”上一流期刊或权威期刊名单中，鲜见名刊学报的踪影。这些“学术榜”虽然由各校科研管理部门制订，但亦有教师和科研人员参与，多少也反映了他们对学术期刊的主观评价。名刊学报至今仍不是名校管理部门和学者的首选这个无情的事实说明，名刊学报在著名学术研究单位和学者心目中，作为“国内一流”的公信力并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位列名校“学术榜”上“一流期刊”或“权威期刊”的又是哪些刊物呢？比对各校的“学术榜”，不难发现，这些刊物中的绝大多数都有三个共同特点：（1）主办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2）除了《中国社会科学》这一家综合性期刊外，其余的几乎都是专业期刊；（3）作者大多数来自高校。
这就让人不能不思考，为什么中国社科院的刊物在高校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什么综合性期刊不敌专业期刊？为什么高校学者并不十分认同高校办的刊物？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些问题，名刊工程今后的发展就会陷入迷惘。因此，本文试图先解释这些问题。
 
前行的障碍：有待突破的四大瓶颈
 
     也许有人会说名刊学报在高校管理者和学者心目中地位不高乃思维定势使然。高校学报长期以来积贫积弱，数量虽然庞大，但整体形象不佳，仅靠名刊工程建设不仅难以迅速扭转这一现状，而且名刊工程反受其累，造成高校管理者和学者们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名刊学报。此言不虚，名刊学报近年来的进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淹没于众多“平庸”学报的海洋之中。这一现象也足以引起正在进行名刊工程建设的学报的反思，客观地说，在刊发的学术论文的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的同时，各刊在期刊的体制、宗旨、性质、作用、传播等方面，与其他高校学报本质上并无二致。
      名刊工程的目标，是要“逐步改变目前高校社科学报‘全、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谁都可以看到，在名刊工程建设之初，横亘在现状与目标之间的是巨大的鸿沟。“专、特、大、强”任何一项目标的实现，都是对现有学报由表及里、脱胎换骨的重大改变，如袁贵仁所说“都将经历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经过六年的建设，名刊学报的内在质量（主要体现在所发表论文质量）有了很大提升，但这并不等于名刊学报已经历了脱胎换骨、凤凰涅槃的过程。对照“专、特、大、强”的目标，在学报体制、协同合作、数字化传播和社会评价四方面，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制约名刊学报发展为一流期刊的瓶颈依然存在。需要说明的是，未能突破瓶颈，固然有名刊学报主观因素方面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名刊学报不努力，而是突破的条件尚不成熟。以下逐一分析这四大瓶颈及其存在的原因。
 
    （一）从“全”到“专”的瓶颈：观念僵化和体制困厄
      1．综合性学报之“全”的表现
     所谓“全”，诚如张耀铭所指出的：“学术期刊，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编辑方针趋同，编辑模式趋同，栏目设置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的兴趣。”[12]与“全”相对的则是“专”。所谓“专”，就是要放弃全面出击，成为专攻某一学科方向的专业期刊。
      2．综合性学报为何要实行专业化转型
    （1）综合性学报与专业学报的合适比例
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期刊是学术界两种形态不同的期刊种类。综合性学报是否要实行专业化转型，关键取决于怎样认识综合性期刊。如果纯粹谈作用，综合性期刊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取代的。科学的发展早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势，即复杂课题的跨学科综合研究与专业分工日趋细微，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期刊的共存恰好分别适应这两种趋势。但对综合性期刊作用的肯定不能忽略它与专业期刊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也就是说，综合性期刊的“合法存在”与它所占期刊的比例虽是两个概念，但却相互关联，不能顾此失彼。
      任何一项成功的综合性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大量的专业性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专业研究的基础地位。在数量关系上，专业研究要远远超过综合研究。反映在为科研服务的学术期刊上，专业期刊应该占据学术期刊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才能适应和满足科研的需要。然而，现实中的状况正好相反，综合性期刊三分天下至少有其二，在高校学报中，这种与科研需求不对称的情况更为严重。高校学报之所以面临“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的批评，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从办刊规律来看，综合性期刊与专业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办刊理念、编辑策划的方法和用稿倾向是不尽相同的，前者更关注宏大的选题，后者更注重专业的精深。当大多数期刊都只对宏大选题感兴趣而忽略专业问题的时候，宏大选题也就失去了专业的支撑，变得空洞、浅薄，而专业性研究成果却难找到自己最合适的平台，只能分散于各种综合性期刊之中，许多艰深的研究成果甚至很难为综合性期刊所接纳。
      从作者和读者对期刊的归属感来看，尽管科学研究可有综合性和专业性之区分，但成功的学者首先必须是专业学者，他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甚至终其一生只从事某一学科方向的研究；与此相适应，能让其产生专业归属感的只能是专业期刊。所谓综合性研究，更多时候是不同学科学者的协同研究，那种能够自由地跨越不同学科领域进行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研究的集大成的大师级学者，不说是一种神话，也不过凤毛麟角。所以，跨越了多学科的综合性期刊很难培养起一般学者对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难有自己的忠实作者和读者。
     从期刊的传播来看，期刊是要给人读的，任何期刊都不能忽视读者定位，学科和专业的壁垒客观存在，但综合性学报的定位却忽略了这一状况。袁贵仁曾指出：“目前，我国高校社科学报不能说没有定位，我们总的定位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但是，如果我们近千种刊物是同一个定位，对于每个刊物来说，就等于没有定位。这对于整个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大家的杂志差不多是一样的，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他对于你这本刊物，一年感兴趣的可能只是两三篇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都很难会掏钱去订这份杂志，他宁肯复印，宁肯借阅。”[13]在综合性学报与专业学报比例完全失调的情形下，传播的障碍几乎无法克服。
     （2）综合性学报的生存条件
      综合性期刊的“合法存在”至少受到三个条件的制约：首先，必须有大量的专业期刊作为支撑，故数量远少于专业期刊；其次，具有统摄各专业对宏大问题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公共平台功能，故功能上与专业期刊有明确区分；再次，必须得到跨地域和校域、跨学科和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认同。以此三个条件衡量办刊历史不算太长却已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都能符合，这也是上文表1至表3所显示的数据中该刊一枝独秀的原因所在；再来衡量高校学报，目前恐怕还没有一家能够符合，即使在将来，也只可能有极个别的学报有望同时具备。所以，名刊工程将“专”列为首要目标，努力进行由“全”到“专”的转型，应该说是很有洞见的，这的确是高校学报走出目前困境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3.由“全”到“专”的瓶颈之所在
依笔者所见，实现由“全”到“专”的转型，瓶颈在观念，在体制。在观念上，对“全”的留恋导致了对“专”的漠视；在体制上，由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而来的高校学报体制已将“全”固化。六年来的名刊建设实践，已使主编们的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主编意识到，专业性与综合性学报比例严重失调是学报整体脱困的主要障碍，但体制的制约却依然如故。
 
    （二）从“散”到“特”的瓶颈：认知错位与门户之见
      1．综合性学报之“散”的表现
      所谓“散”，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对一家具体的综合性学报来说，虽美其名曰“综合性”，其实基本上是一种粗放式的学科拼盘，为的是让本校所有的学科都能在学报上占有一席之地，故而大多数作者来自本校。这种粗放式、内向型的学科组合，貌似综合，其实与学术界提倡的综合研究并不是一回事。多至七八个甚至十来个学科拥挤在一份百来页的刊物上，根本捏合不到一起，散是必然的。二是对整个高校学报界来说，“‘散’——指高校社会科学学报分散经营、各自为政，不能形成规模效应”。[14]不管是第一层面还是第二层面，“散”的问题在高校学报特别是综合性学报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2．“散”的直接原因与特色化发展的“治散”效果
      先看第一层面。现行的高校学报体制使得无论哪种高校都脱不了“一校一（综合性）刊”的模式， “散”的特征必定如影随形。对此，高校学报界有痛切的感受，克服“散”的弱点成为共同的追求，更成为名刊工程的目标之一。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实现专业化转型，但受困于体制，只能另辟蹊径。教育部指出:“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刊物,可能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15]所谓“特色化发展”，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在夹缝中求生存；为此必须“舍得放弃”，通过放弃某些学科，而在另一些学科上投入更多的版面，辅之以必要的手段，主要是在选题上下工夫，强化这些学科栏目在刊物中的地位，通过选题的特色扩大在学界的影响。可见，通过特色化发展来弥补体制的缺陷，“实在是急于走出同构困境的高校学报在专业化暂时行不通的情况下的唯一选择。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交织着希望与无奈的选择”。[16]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特色化道路视为由综合性向专业化转型的过渡通道，但同时也应看到，特色化并不能代替专业化。因为在特色化发展之路上，纵然再怎么“舍得”，放弃的只能是一小部分，这是其一；其二，那些得到相对强化的栏目，仍分属不同学科，很难形成刊物的整体特色，与专业期刊还是无法相比；其三，特色化往往通过栏目的地方特色或主办学校的学科特色来进行强化，如此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公共平台的功能，加剧了“内向性”。故特色化用来治“散”，效果并不明显。
     再看第二个层面。与高校学报“千刊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彼此之间的合作却少而又少，“分散经营、各自为政，不能形成规模效应”也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同行即冤家”也许是对这一现象不错的解释，但是，当学报的整体陷入了困境乃至危机的时刻，携手共渡难关、重振雄风才是学报群体的理智选择。因此，特色化的另一层含义在于，通过选题的分工，不同的学报各有所重，既避免了撞车，又可互相支援，以期改变“千刊一面”，进而形成规模效应。不过问题却在于，合作需要平台，那么，该构建怎样的平台？在多大范围内以什么方式合作？平台又由谁来构建？没有合作平台，合作的愿望很难变成事实。名刊工程的推出，为名刊学报适时地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已走过的六年建设之路上，名刊学报各种形式和层面上的合作较之以往有了一定的进展，如每年一次的主编论坛都集中讨论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部分学报在专栏制作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回归以学术为本的办刊宗旨，部分高校学报通过共同研讨，成功地实现了编排规范的改革，得到了学者的一致好评等等。但这些合作仍是有限的，最关键的是，名刊学报仍基本延续了过去那种各自为政的办刊方法，缺乏有效的手段将名刊工程建成一个能融会各刊分工合作的平台，“散”的痼疾也就难以祛除。
      3.名校之间的门户之见
以选题为中心的特色化难以治“散”还因为在“散”的表象背后，另有深层的原因。入选名刊工程的大多是名校学报，名校背景赋予了这些学报特别的资源，良好的社会声誉、强大的科研实力、具有特色的学科建制、享誉学界的著名学者等等，使得这些以校名冠名的学报在众多的高校学报中出类拔萃。然而，当这些名校学报在与高校以外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竞争时，却为“名”所累，处于下风。原因十分简单，门户之见在名校之间筑起了看不见的壁垒。
     高校的门户之见由来已久，尽人皆知，毋庸多言；而其成因复杂，非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暂且存而不论。本文想强调的是，这种一时难以摆脱的门户之见，已成为名刊学报走向“一流”的重大障碍，这也是置身于高校之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被高校普遍认可为权威期刊，而高校自办的期刊门庭冷落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我们下决心抛弃现有综合性学报建设新的专业期刊，这些新刊只要落在某一高校，受门户之见的影响，其权威地位仍难以建立。名刊建设六年来的特色化之路就是最好的证明：各刊的特色专栏虽办得有声有色，却仍无法抗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期刊。
     另一个可资证明的例子就是，一些科研实力雄厚的名校早有在强势学科领域创办专业期刊的要求，却因受期刊体制的限制，无法申请到合法出版必需的刊号，不得已而采用“以书代刊”的方法，出版事实上是专业期刊的“学术集刊”。有学者曾在痛批学报的同时，对“学术集刊”寄予了厚望：“这些数量有限、但质量上乘的学术集刊很可能代表了中国学术刊物的未来发展前景。”[17]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因为这些集刊无一不带有明显的主办学校的印记，至少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名校将其他学校的学术集刊列入本校“学术榜”的，更不用说列入“一流期刊”或“权威期刊”中了。
如果说学术集刊还因为没有刊号无法进入期刊评价系统而难成一流期刊，那么，还可举出一例，就是具有刊号的高校期刊中，并非没有专业期刊，特别是一些名校办的专业期刊，但它们中绝大多数都难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比肩，这不能不说是高校的门户之见从中作祟。
     因此，“散”的根源应该是这样的：一刊之“散”，在于拼盘式的内部结构；众刊之“散”，则在高校之间的门户之见。六年来，几乎每一次名刊工程主编论坛都在呼吁各校提高名刊学报在学术榜上的地位，结果却是越有名的学校越是置之不理，越是不看重他校学报，可见，门户之见在名校中尤其严重。
      4．“特”的本来意义与实现“特”的瓶颈之所在
比较高校学报现状与名刊工程目标，“全”与“专”、“小”与“大”、“弱”与“强”都是相对立的概念，唯有“散”与“特”例外，针对“散”而立的“特”，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方法，名刊工程倡导以特色化作为治“散”之方，实有不得已之处。其实，“散”与“全”恰似一枚铜板的两个面，互为因果，故针对“散”的目标还在“专”，“特”只是“专”暂不可行时的替代品。
     但是，“特”作为名刊工程的目标之一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期刊的“特色”，并非仅限于选题，在选题以外，期刊的编辑意识、整体策划、专栏设计、学科优势、研究方法、行文风格等诸多方面，都是可以体现特色的要素。特别是编辑意识更具决定作用，期刊的特色可以说是编辑特别是主编偏好或风格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特色就是个性，唯有个性才能展现一个期刊的生命力。特色的意义当在于此。但个性的张扬却无助于集体的合作，用特色化来改变高校学报“散”的现状，并非对症下药，效果自然有限；而特色对于权威期刊的构建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真正够得上权威公共平台之称的名刊，必有自己的特色，或者说自己的个性、风格和魅力，那是让学者（读者、作者）认识、认同、欣赏、爱戴、归属一个刊物的魔力之所在，没有特色，必陷平庸。因此，特色并非综合性期刊的专利；特色的形成并发挥作用，要害也不在形式，而在学术共同体对其个性和风格的认可和被吸引，众望所归，何愁不成“权威”？这样的“特”才是名刊工程当追求的目标。
      因此，实现“特”的目标和对“散”的治理是两件事，各有其瓶颈所在。实现“特”的瓶颈，目前恰恰在于对“特”的认知错位和功能错用；而治“散”的瓶颈则在于拼盘格局和名校之间的门户之见。
 
    （三）从“小”到“大”的瓶颈：载体之惑与传播障碍
      1．综合性学报之“小”的表现
      所谓“小”，指的是“高校社会科学学报还存在着发行量偏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偏低的问题”，[18]发行量小当然也就意味着学术影响小。近年来，包括名刊学报在内的高校学报发行量持续走低，不断下滑；不仅是高校学报，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的发行量都在下滑。许多来自官方和学术界对学术期刊的批评、指责也都喜欢拿发行量来说事。发行量已成为学术期刊人心中共同的痛。
      2．“小”的原因分析
     （1）纸本学报之“小”的原因
     其实，众人所言的发行量所指的仅仅是学术期刊纸本的发行量，以纸本发行量的多少来衡量期刊影响力的大小乃至学术质量的高下在过去也许有道理，但在今天却有失公平。因为，与纸本发行量下滑同时发生的是学术期刊传播渠道的根本性改变，数字化的网络传播已取代纸本期刊而成为学术期刊传播的主要渠道。据一些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统计，库内优秀学术期刊年下载量均数以万计，点击量就更高了。原本纸本期刊的读者，现大多去读数据库了，纸本发行量的下滑也就成为这一改变的必然结果。就像不能将商道的改变说成是商品贸易的衰落一样，我们不能因纸本发行量的下滑就认定期刊的影响在下降，新的更便捷的传播渠道取代旧的传播渠道是历史的进步。如果以发行量来衡量期刊影响力的标准是合理的话，那么，在新旧渠道的交替过程中，只看重传统渠道而忽视新渠道就是片面的。
    （2）期刊网中数字化学报之“小”的原因
     期刊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忽视学术期刊数字化网络传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这个原因就是，在学术期刊逐渐退出纸本市场的同时，却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迷失在了网络的汪洋之中，使人视而不见。学术期刊主要通过商业性经营的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进行网络传播，这些大型期刊数据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成功地打入了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研究人员查阅期刊的首选和习惯。“如果说期刊数据库将各入编期刊送上了互联网这一信息高速公路，那么，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跑的期刊还是原来的自己吗？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至少对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来说的确如此。近年来，“几乎所有的社科期刊都正在使尽浑身解数，以从严重同构的泥潭中挣脱出来，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彰显自己的特色……然而，考察一下各期刊数据库中社科期刊的存在形式，不难发现如下特点：任何一家期刊，在这些库中都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封面、目录已与正文割裂而基本消失，剩下的就是一篇篇论文，而这些论文也已被拆散而分置于各个专题库中，以最常见的方式检索，如题名、作者名、关键词，所得到的是来自各种期刊的一篇篇论文。因此，这样的数据库对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已不仅仅是介质上的——纸本的还是电子的，而且，更是实质上的——期刊不见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社科期刊这一独立存在的个体已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 [19]体之不存，毛将焉附？期刊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只看到期刊纸本发行量的下滑而不见数字化传播的激增也就不足为怪了。
     名刊学报也不例外，六年来，名刊工程建设的“路线图”大多都是围绕纸本期刊展开，基本未涉及数字化的期刊重建问题。数字化看似仅改变了编辑手段、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但技术革新往往会伴随着观念的转变，要跟上数字化的时代步伐，实际上整个编辑观念和流程都要更新。做惯了纸本期刊，在名刊建设中，如果编辑观念不能及时更新，那么围绕纸本期刊下工夫而将数字化放在一边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无论是一般期刊还是名刊学报，对数字化的回避都必然导致在数字化浪潮中的被动地位。今天在期刊数据库中被数字化了的期刊已是体无完肤、身首异处，更何谈从“小”到“大”，建立起能让学者入脑的名刊形象？
因此，应该这样来看待高校学报发行量小的问题：一方面，纸本发行量下降是因为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引起，无可指责；另一方面，高校学报特别是名刊学报通过数字化传播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是其刊载的论文的影响远大于过去；一是刊载这些论文的学报形象却变得十分模糊。
      3.由“小”到“大”的瓶颈之所在
依笔者之见，学报实现由“小”到“大”的跨越，瓶颈在载体之惑与传播障碍。高校学报对数字化的网络呈现基本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导致了在传播方式变革中应对失策。六年来的名刊工程建设，虽与期刊数字化共时，却未必同步。
 
     （四）从“弱”到“强”的瓶颈：期刊评价与社会认同
      1．综合性学报之“弱”的表现
      所谓“弱”，“指高校社会科学学报质量弱、影响弱、综合实力弱”。 [20]如果说区分“大刊”和“小刊”的主要依据是发行量的话，那么，区分“强刊”和“弱刊”的主要依据则是社会评价。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的社会评价当然应该出自学者的口碑，而口碑又源于平时对期刊的大量阅读。但由于前述三大瓶颈的存在，学者与期刊特别是综合性学报已处于比较疏离的状态，很少有学者会大量阅读纸本期刊，然后对其进行准确的评价。
      2．专业评价机构与社会评价之关系
    （1）专业评价机构之崛起
      那么，现实中对期刊的社会评价来自哪里呢？事实上，高校和科研机构管理者通过建立“学术榜”来对学术期刊分等分级的做法已在很大程度上绑架和左右了对期刊的社会评价，而这些“学术榜”的依据，又主要来自于专业评价机构的排行榜和排名表，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核心期刊”的榜单。可见，当今对学术期刊的社会评价，除了已具有牢固一流地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外，主要取决于评价机构的排行榜和排名表。本应由全体学者（读者）来做的事现在已完全交给某些评价机构了。缘此，一个新的评价主体——专业学术评价机构已高调地登上了学术舞台，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角。这些评价机构主要由从事文献情报研究的专家组成，他们擅长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某些外在形式进行计量和分析，故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所进行的是“客观”的“定量评价”。
    （2）专业评价机构的“指挥棒”效应
     今天的问题在于，学术评价如果单纯依赖定量评价，那么，这些评价机构就肩负起了对所有学术领域进行评价的重任，对此，学术界批评多于赞同。限于本文的主题，笔者在此不予展开讨论，[21]只想指出，评价机构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力担当起学术评价主体这一角色的，但其所做的工作并非全无道理，有些评价机构对于引文的统计、分析（如CSSCI）的潜在价值更是毋庸置疑的。[22]然而，由于制度的缺失和利益的驱动，多数评价机构只热衷于大受政府权力部门和高校管理者青睐因而可获得最大回报的各种排行榜和排名表，这些评价机构借此也就由学术研究机构演变为学术权力机构，成为期刊人和学者眼中的“指挥棒”。换句话说，期刊要得到“好的”（被排行榜和排名表绑架了的）社会评价，捷径就是跟着“指挥棒”走。
 
      3.期刊应对专业评价机构之策
      对于不合理的期刊评价现实，作为集体的期刊界却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在集体失语的同时，个体的迎合也就不可避免。迎合出现的标志是对评价机构偏好的研究。迎合难免与屈从相伴随，由此带来的恶果之一就是在学者、期刊和评价者之间形成了一种颠倒的关系：评价机构指挥和调动期刊，而期刊则根据评价机构的偏好指挥和调动学者。这是对学者/学术本位的颠覆。迎合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学术期刊的异化，背离本应遵循的规律，而唯“指挥棒”是从。这样的评价制度迫使期刊急功近利，舍弃了为学术服务的根本，一味地追求数据的好看，甚至不惜为此造假，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怎能赢得学者的信任，又怎能成为学者眼中的“强刊”？
     因此，高校学报之“弱”，固然是因为前述三大瓶颈的长期存在，制约了其发展，久而久之，积贫积弱在所难免，但对评价机构的无原则迎合带来的对学者/学术本位的漠视也是学报难获学者认同的重要原因。名刊工程将“强”设为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从根本上来说，并不取决于评价机构的排名，而是取决于社会评价的提高。
      4．由“弱”到“强”的瓶颈之所在
      笔者以为，学报实现由“弱”到“强”的跨越，瓶颈在期刊评价与社会认同。这是两个既相关又有别的概念。当今期刊的社会评价常为评价机构所左右，但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学术共同体终将成为期刊评价的最后定音者。名刊工程建设六年来，名刊学报纠结于评价数据与办刊规律的矛盾之中，而各项评价指标的显著提高并没有根本改变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名刊学报的看法，足以令学报人反思其对期刊评价的立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