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以教育部名刊工程建设为中心（二）
（接上篇）
报刊体制改革：转型与发展的难得机遇
上述困扰高校学报发展的四大瓶颈由来已久，如果说它们以前是隐性的，那么名刊工程所确立的“专、特、大、强”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展开的建设工作无疑使得它们成为显性的了。名刊工程在前行的道路上，总会与它们不期而遇。突破它们的阻碍，也就成了名刊工程发展的必然选择。其实，不仅是名刊学报，对于大量高校期刊（主要是学报）这些瓶颈也是普遍存在。因此，突破这些瓶颈，是所有高校学报的必然选择。然而，上述四大瓶颈并非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很难做到各个击破、局部改观，这就大大增加了突破的难度；其总根源则在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至今并无本质变化的高校学报体制，瓶颈的突破必须从根源上开始。
（一）高校学报改革的“上、中、下三策”
早在提出名刊工程设想的同时，袁贵仁就提出了高校学报改革的三个可行路径，即“上、中、下三策”，简单地说，上策是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中策是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合作，组成联合编委会，进行相对集中的学科专业分工；下策是走内涵发展的道路。[23]显然，对于高校学报存在的问题，上策是根治之法，中策是变通之法，而下策只是补救之法。之所以在上策之外，还有中策和下策，正是因为上策知易行难。
其实，在六年前名刊工程的设计过程中，就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打破现有的一校一家综合性学报的格局，建设专业性的高校名刊，并以此为契机，带动整个高校学报体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学术期刊的规律和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这种名刊建设的思路实际上就是袁贵仁所言的“上策”。但这个设想未能付诸实施，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均为综合性学报，至今也都难启向专业学报转型的步伐。解析其中的原因，不能不说障碍主要来自于体制：我国期刊实行的是审批制，行政审批和业务管理分属互不统属的两个部门——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教育部无法单方面主动变革高校学报体制，而新闻出版总署却又无法有效地介入高校学报的具体办刊事务。一校一家综合性学报的格局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改变这种格局，就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在国家层面的文化体制改革（报刊体制改革只是其一部分）尚未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的当时几无可能做到。另外，体制的惯性也导致了办刊观念的僵化，对于许多办刊人和管理者来说，早已习惯了固有的综合性期刊的办刊和管理模式，谁也没有勇气轻易丢弃已有百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办综合性学报的传统。因此，在六年来的名刊建设过程中，“上策”（专业化）没有实现的可能；“中策”（联合办刊）虽有尝试，却举步维艰；各刊基本上都在“下策”（内涵式发展）上做足了工夫。诚如袁贵仁所说，“这虽是下策，但是最实际，目前最普遍可行的”，[24]多少有些无奈。
（二）启动中的报刊体制改革
近年来，情况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则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沿”，[25]随着出版社改制进入尾声，报刊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主其事的新闻出版总署与教育部一样，也已明确意识到了高校学报体制问题，李东东副署长最近指出：“高校期刊特别是大学学报在学术成果创新、服务学科建设、培养科研人才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从整体上看仍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封闭办刊、理念落后。缺乏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文章缺乏现实性、针对性和原创性。二是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几乎所有大学学报都是综合性学术期刊，没有明显的学科特色，个人或研究部门订阅较少。三是资源分散，出版力量单薄，对一流学术论文和创新性研究成果缺乏吸引力。”可谓一语中的。李东东还指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下一步报刊业改革中加以解决”；高校期刊改革的路径是：“第一，要进一步优化高校期刊结构，鼓励高校期刊向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在从严控制、科学评估、扶优汰劣、促进繁荣的原则下，优化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改变配置刊号的资源方式。第二，要进一步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建立高校期刊准入退出机制，对大学学报实行优胜劣汰，促进学术期刊质量提高。第三，要进一步深化高校期刊出版单位改革，鼓励高校期刊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构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创新高校期刊出版体制。要把分散的办刊力量集中起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借鉴国外先进的办刊经验，形成一批开放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群。”[26]
在名刊工程建设走过了六年之后，一场自上而下的高校期刊体制改革终于启动在即。令人欣慰的是，从李东东所提示的高校期刊的改革路径中不难发现，本文所分析的制约名刊工程和高校学报发展的四大瓶颈的体制因素均属改革之列。
（三）报刊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名刊工程的目标
在即将到来的高校期刊体制改革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高校期刊结构的调整。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出版总署已多次提出这一问题，最近的一次有影响的调整决策是2001年《关于进一步调整高校学报结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颁行。数度调整，总署都坚持“一校一（综合性）刊”的原则，2001年《通知》也不例外，其首条即规定“综合性大学，可保留社会科学学报和自然科学学报各一种”，同时也已有松动的迹象。《通知》亦表示要“减少一般院校学报数量，扶持和鼓励重点院校、重点学科创立高学术水平的品牌期刊”；“对教育部直属院校中的国内外知名的优势学科……可适当发展高校专业性学术期刊”。[27]但近十年来，却既没有学报退出，也鲜有高校社会科学专业性学术期刊获批创办，“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现象仍在继续。
李东东此次讲话是总署继2001年《通知》后再一次就高校期刊结构调整问题公开表态，虽然都谈调整，但思路与以往已有很大不同：
第一，2001年《通知》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依然浓厚，“一校一（综合性）刊”的高校学报结构再次获得肯定；李东东此次讲话则明确要“优化高校期刊结构，鼓励高校期刊向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改变配置刊号的资源方式”。如果笔者理解不错的话，这意味着总署长期坚持的“一校一刊”的模式将被废弃，高校期刊的重新洗牌和专业化转型将写入改制的“路线图”。
第二，2001年《通知》中对“一校一刊”的继续坚持和肯定，实际就造成了获批新的专业期刊几无可能，因为在国家期刊总量严格控制的前提下，“一校一刊”已基本耗尽了能“分配”给高校的期刊份额。李东东此次讲话则将准入和退出结合在一起，明确提出“建立高校期刊准入退出机制，对大学学报实行优胜劣汰”，而且要“鼓励高校期刊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把分散的办刊力量集中起来”，显然，准入与退出都不会再拘泥于“一校一刊”这样的形式标准，而代之以业务标准。
第三，2001年《通知》并没有改变对高校学报作者以本校人员为主的内向性定位。李东东此次讲话则明确提出高校期刊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一批开放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群”，开放即意味着不对作者身份设限，这是学报能走出“私家花园”，成为公共平台的最基本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通知》及此前的一系列调整都是在基本不触动报刊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李东东此次所言的调整则是报刊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大前提变了，高校期刊专业化转型和重新布局的希望也因此而大增；而关键性的体制瓶颈的突破，意义将十分重大，阻碍高校学报发展的其他瓶颈也有望迎刃而解。
对于名刊学报来说，值得关注的问题还在于：报刊体制改革的方向与名刊工程的目标是否吻合？李东东在讲话中提出的高校期刊的“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集约化、规模化”以及“构建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创新高校期刊出版体制”和“完善学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最终要“形成一批开放型、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群”，无一不是教育部在六年前就已提出的名刊工程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出版总署为高校期刊改制确立的路径，是对名刊工程目标的另一种阐述：“专业化、特色化”针对的是“全”，“品牌化、集约化、规模化”针对的是“散”，而“数字化”和评价的完善则是做“大”做“强”的途径；两者的目标是完全吻合的，而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最为关键。
（四）稍纵即逝的机遇与强劲的竞争对手
高校期刊体制改革无疑为高校学报放手实施袁贵仁所提出的“上策”，即“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提供了突破体制束缚的良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出现一大批高校主办的专业性学术期刊，它们中的佼佼者，必将大受学者青睐。它们可能来自于实现了专业化转型的学报，也可能来自于“以书代刊”“妾身未明”而终获“正名”的学术集刊，当然，也可能来自于名刊学报。笔者想强调的是，这个机会对名刊工程来说，可谓稍纵即逝。因为李东东所言“优化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改变配置刊号的资源方式”并非专门针对名刊工程，对于包括学术集刊在内的所有高校期刊或准期刊，机会都是均等的，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抢得了先机。
对于名刊学报通过专业化转型谋求更大发展来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当属现由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刊（其中的大多数为非高校出版社）。教育部已清醒地认识到：“有些以图书为主的集团正在借鉴发达国家出版集团的经验，尝试进军期刊领域，以实现期刊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实现书刊互动式发展。这一动向无疑会对高校社科期刊形成有力的竞争。”[28]集刊无疑是出版集团进军高校期刊阵地的桥头堡。集刊的优势在于已有了专业期刊的基础，缺的只是期刊的“名分”，而名刊学报正好相反。以往刊号难求的时候，学报“名正言顺”，并不惧“无名无分”的集刊竞争；但在报刊体制改革的态势下，真正到了内容为王的时候，集刊原来最困难的刊号问题的解决，比起名刊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也许会容易得多。如果名刊学报放弃专业化转型，仍坚守学科拼盘的格局，可以想见的是，一批来自集刊的专业期刊异军突起之后，名刊学报在学术界的边缘化恐不可避免。所以，名刊学报更应珍惜这难得的机遇。
可行性方案：基于转型与发展难点的对策
那么，是否启动了高校期刊体制改革，名刊学报就必然能够突破四大瓶颈，实现“专、特、大、强”的宏伟目标呢？未必尽然。尽管李东东指出了改革路径，但更多的只是提示了方向，而如何朝着这个方向走，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也就是说，改革即将启动，方向已经明确，瓶颈也已清楚，但要在体制改革中突破这些瓶颈，还得对症下药。上述新闻出版总署2001年《通知》的出发点本是要改变“目前高校学报也存在品种重复、部分学报质量不高、偏离办刊宗旨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推进全国高校学报整体质量的提高”，[29]总署已看到了问题，也提出了对策，但收效并不明显，显然，《通知》开出的药方并不对症。因此，有必要仔细分析高校学报“症候”的难点，以求治病的良方。以下将结合名刊工程建设，解析突破四大瓶颈的具体难点之所在，找出名刊学报可以利用的资源和长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名刊学报专业化转型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的可行性方案。
（一）转型与发展的难点之所在
1．专业化转型之难
高校学报的专业化转型既是学者们的迫切要求，也是许多学报人的明智选择，更是名刊学报真正成名的关键所在。如今，困厄这一转型的体制囚笼已有望打破，但名刊学报将以何种方式变身（转型）为专业学报，却仍要费一番思量。笔者以为，有三大难点有待克服。
第一，名刊学报所在的高校，大多身陷“一校一（综合性）刊”的格局，与所有的综合性学报一样，名刊学报的转型很难采取摇身一变为多家专业学报的办法，因为那样做的话，高校期刊的数量会失去控制地成十倍以上增加。如果学报总量和主办单位基本保持现有框架不变，只是让名刊学报转型为某一学科方向的专业学报，也就是说由多学科变为单学科，这无疑又是一种割断自身历史和传统的做法。这样的转变对于整个名刊工程而言，可以说是实现了从综合性学报为主转型为以专业学报为主，但对参与转型的任何一家综合性学报来说，转型即意味着原有的综合性将不复存在，习惯了学科齐全，一旦只能择其一而必须放弃其余，得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这样转型会让绝大多数名刊学报望而却步。在六年来的名刊工程建设中，只有《清华大学学报》明确提出以文史为主的办刊思路，其他任何一家综合性大学学报都不敢轻言放弃或无法真的放弃任何一个一级学科，即使《清华大学学报》还是兼顾了其他学科。
第二，综合性大学学科结构大致相仿，转型后的各专业学报该花落谁家？具体到每所综合性大学，尽管学科齐全，但却只能取一而弃众，怎能摆平？现行的一校一综合性学报虽不合乎科研需要，但做到了形式上的公平，打破旧的平衡，新的平衡如何建立？
第三，转型为专业学报后的编辑队伍如何迅速建立？原有的非此学科的编辑如何退出？学术期刊的编辑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即使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转型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形式上说，这只是一个行政审批的过程），即使专业学报的编辑来源对综合性大学来说不成问题，专业学报编辑的成熟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更为困难的是原来的大多数非此学科的编辑都将面临转行甚或失业的窘境，这对名刊学报的专业化转型来说可能是最大的负担。
因此，笔者以为，名刊学报的专业化转型难在告别过去，难在专业选择，难在合理布局。这也是总署曾多次下决心调整高校学报结构，最终不是中途放弃就是不了了之的原因所在。
2.集约化发展之难
我们不妨假设从管理者到名刊学报都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毅然决然地实行名刊学报的专业化转型，使一校一综合性学报转变为一校一家或数家专业学报，那么，“散”的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学科拼盘的问题即可解决，但“散”的第二层面的问题，即分散经营、各自为政，不能形成规模效应的问题却依然存在。
如前所述，导致第二层面问题存在的直接原因是名校之间的门户之见。由于门户之见的存在，带有明显主办单位（学校）印迹的学报，即使转型为专业期刊而归于某一学科，也难获分布于各高校院所的该学科全体学者的一致拥戴而成为权威期刊。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专业研究所期刊之能有该学科“权威期刊”的地位，不能不佩服其创办者的先见之明。这些由某一研究所主办的期刊在本质上与高校学报并无差别，如果高校学报是“校之刊”的话，那么它们就是“所之刊”，但是，与“校之刊”均以校名命名[30]不同，这些“所之刊”并没有以所名命名，而均以学科命名。看起来似乎只是名称的不同，但实际上，从命名开始就昭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办刊理念。
学报沿袭的是20世纪上半叶即已形成的高校学术期刊的传统。1906 年，中国第一个大学学报《东吴月报》(创刊号《学桴》)在《发刊词》即言：“谋刊行月，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此后，这种以刊载本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学术成果为主的办刊理念为一代又一代的学报人所传承，只有很少例外。[31]综合性、内向性遂成为其显著的特点。[32]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主办的期刊，无论是创刊于1950年代的《历史研究》、《文学评论》、《经济研究》等老牌期刊，还是创刊于1980年代的一批社会科学新刊，均以学科命名，在其办刊宗旨中均明确昭示将以发表本学科国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己任，可见这些刊物不会以传播本所的研究成果为满足，而要办成本学科专业国内乃至中外学术交流的公共平台，专业性、开放性遂成为其显著特点。[33]
在如此迥异的理念指导下的办刊实践，孰优孰劣很快就见了分晓。在高校学报几十年不变地自我封闭着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期刊却敞开大门，面向院内外特别是高校以数十万计的学者征集稿件。学术本乃天下之公器，平台的学科特征和开放程度决定了来稿质量的高低，“一流期刊”、“权威期刊”的名头可谓不期而至，却也是名至实归。这些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有70%以上来自高校。同为学术期刊的学报却成了主办学校的“自留地”，综合性、内向性不仅未能留住本校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而且还造成了高校之间那看不见的壁垒。
可见，刊名——办刊理念——办刊实践——办刊效果实在是环环相扣的链条。冠以校名的刊名——抱持综合、内向的理念——封闭、刻板的办刊方法——门户壁垒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高校学报广受批评的办刊之路的写照。当名刊工程转入建设高校自己的权威专业学报（开放是其必要条件）的时候，门户壁垒就会成为跨不过去的坎。所以，有人提出实现专业化转型后的名刊学报不宜再以校名命名，这样可以从源头上突破门户壁垒。此说不无道理，但在经过了几十年各自为政的封闭办刊之后，门户之见已根深蒂固，突破它，已不是更改刊名，隐藏起主办学校名称那样简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期刊之成为权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在于高校的只此一家，高校对它可以“不设防”；而高校中实力相当的名校则有多家，互为竞争对手，只要主办单位还是某一高校，其权威地位就难建立。
其实，门户之见影响规模效应的问题并非学报独有，其他出版单位（如出版社）也同样存在，在已进行的出版社改制中，集约化既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手段，也是改制要达到的目标和改制获得成功的标志，多家整合了本地区出版资源的大型出版集团应运而生，读者认同程度和影响力随之大大提升。因此，总署也将“集约化”作为高校期刊改制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对由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集刊也许可行，但与出版社不同，学报编辑部大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学术期刊的公益性质又使其改制为出版社那样的现代企业几无可能性，故必须创建不同于出版社的集约化模式。
因此，笔者以为，名刊学报集约化发展难在如何克服门户之见和如何构建合作平台。
3.数字化发展之难
“大刊”首先体现在传播领域的强势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实现了高校学报的专业化和集约化之后，是否真的做“大”了，还要在传播领域接受检验，得由传播效果说了算。如前所述，包括名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主要乃至唯一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互联网，数字化发展也就成了期刊改革主题中的应有之意。但今天当我们来谈论通过数字化传播造就“大刊”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期刊的数字化传播由商业机构集约化经营的模式已为广大学者（读者）接受，这一阅读习惯一经养成，改变就十分困难。这一事实说明，任何一家学术期刊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传播，离开了这些网站很可能一事无成。
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起步，动力并非来自学术期刊特别是社科学术期刊（包括高校社科学报）自身，当时的社科期刊对网络技术和数字化几乎一无所知，期刊数字化及网络传播的起步完全依赖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文献情报学专家，以清华大学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为代表的数家期刊数据库的建立标志着期刊数字化这一历史性转型的开始。社科期刊数字化网络传播这一新生事物以这样的方式问世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社科期刊与这些新兴技术距离太远。但是，对技术的外行并不能成为全学报行业对新传播形式漠视的理由，特别是这一漠视竟然持续了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期刊对数字化传播的集体不介入使得这些期刊数据库网站与入编期刊的关系呈现出如下共同的特点：（1）期刊数据库网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实行了商业化运营，但为这些网站提供上游产品的入编期刊的付出与所获得的回报却极不相称，数字化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期刊原始数据几乎是白送给数据库网站，甚至还有付费倒贴的。（2）虽然建立的是期刊库，但其建库模式及服务模式的确定并没有期刊的参与，且为了建库的需要，不顾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规律及传统惯例，生造了一套论文注释编排规范，通过期刊强加给研究者。（3）为了数据库的营销以及建立数据库的品牌，有意淡化期刊的形象，期刊在数据库中的形象和地位皆模糊不清，剩下的只有唯一的“大刊”和“强刊”——数据库本身。（4）除个别期刊外，各数据库与期刊所签署的入编合同（或类似协议）都是由数据库一方单独拟定的格式化合同，尽管每一条数据都来自期刊，但这些合同不仅将期刊一概排除在数据库的拥有者之外，还无一例外地将获得作者授权和向作者支付著作权使用费等关键性责任推给了期刊。上述四点足以使期刊的弱势地位显露无遗。
这样的合作关系（如果这也叫合作的话）在这些期刊数据库开始营运时就确立了，在十多年发展过程中，尽管有包括学报人在内的许多期刊人对此进行过颇为激烈的批评，但由于集体无意识，收效甚微。期刊数据库网站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争取利益的最大化无可厚非，而期刊行业组织的不作为才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只要这样的关系依然不变，那么名刊学报的“做大”，就十分困难。
因此，笔者以为，名刊学报的数字化发展难在与现有的期刊数字化平台的拥有者——各期刊数据库网站进行平等合作并促其进行合理化改造。
4.合理评价建立之难
与传播效果决定了期刊的大小一样，社会评价决定了期刊的强弱。合理评价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强刊”的肯定，而且还在于帮助“弱刊”找出原因和选择对策，从而实现由弱转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期刊评价的作用是不可取消或难以替代的。但在今天的期刊评价中，大行其道的排行榜和排名表不但起不到这样的积极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期刊评价的现状使期刊特别是急于做强的名刊学报面临两难选择，是跟着评价机构排行榜和排名表的“指挥棒”走，还是按学术规律办事。正确答案显然是后者，但选择这一答案，在与迎合评价机构偏好的期刊竞争时，就可能落败，成不了强刊；[34]而选择前者，评价数据好看了，学者们却不买账，强刊照样难以真正建立。
困难还在于即使选择了正确答案，也还存在如何应对排行榜和排名表的问题，因为它们中的一部分并非毫无道理或一无是处，果真如此的话，没有一家评价机构能够长期生存。应该看到，但凡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排行榜和排名表的背后，都有大量的数据支撑，而真正有价值的是这些数据。如果评价机构不对排行榜和排名表情有独钟，而是能与学者、期刊人一起共同对这些复杂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就能透过数据的表象看到本质，进而拿出建设性的意见。如此，在学者和期刊人眼中，评价机构的角色也许会发生转化，由“指挥棒”变为可以助一臂之力的诤友。评价机构的积极作用当在于此。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包括某些评价机构投权力部门所好的刻意引导），排行榜和排名表成了评价机构最大和最显著的“成果”，人们只见排名，而无视数据所能提示的意义，不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近年来，评价机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原因多少与此有关。笔者以为，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理应包含对评价机构搜集、统计和整理的大量数据的合理运用；而那些对评价机构谩骂式的所谓批评，并无助于合理评价机制的建立。
在与评价机构的关系上，评价机构固然有自身的问题，但学报界的集体失语和无原则的迎合也是评价机构负面作用的放大镜。评价其实并不是评价机构的专利，学术评价在本质上是属于本专业学者和专家的事，期刊编辑特别是资深编辑在评价方面也有发言权和参与权，作为学报自己的组织——行业协会，更有不可推卸和放弃的责任。
因此，笔者以为，名刊学报的合理评价难在如何正确对待评价机构的排行榜和排名表以及如何合理运用评价数据并参与到评价中去。
（二）转型与发展的基础及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条件
如前所述，名刊学报要真正成为一流期刊，必须突破长期以来制约发展的四大瓶颈，在经历了六年的名刊工程建设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名刊学报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突破瓶颈的资源和条件。
1.基础与可以利用的资源
最宝贵的资源无疑是名刊工程这一优质平台，而这一平台也为名刊学报的转型与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具体体现在：
（1）六年的内涵式发展使大多数名刊学报所发论文质量普遍提高，部分单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已不输于专业期刊，这就为名刊学报的专业化转型提供了高质量稿源的保证。
（2）特色化办刊在各学科方向造就了一系列优秀栏目，并通过这些栏目积聚了一定的人气，包括主持人、作者、读者和编者，并积累了初步的专业化操作经验。虽不能与专业期刊比肩，但却可作为名刊学报专业化转型时学科方向选择的重要参考，从而避免专业化转型的盲目性，并为转型后专业学报留下弥足珍贵的“遗产”。
（3）名校的声誉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在名刊学报没有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时候，其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甚至成了负担。其实，在评选出第三批入选学报后，我国大陆地区著名高校的学报几乎都已加入了名刊工程，一旦名刊学报能以某种方式共同建立起融会于一体的开放型大平台，亦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集约化之后，名校声誉这笔无形资产真的会使名刊学报“富可敌国”。当然，这就要求名刊学报能率先抛弃门户之见。
（4）名刊工程一经启动，就引起了学术界和期刊界的广泛关注，名刊工程的知名度也是一笔无形资产。
2．名刊建设环境的改变
（1）报刊体制改革的东风目前正在启动中的报刊体制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自上而下发动的，比起高校学报自发的改革，各方的阻力将大大降低。改革当然是对传统的挑战，但对学报界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2）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空前增强无论从国家，还是从期刊和作者的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都较1990年代有了明显提升，这必将促进网络传播环境的改善。在此前提下，我们应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期刊数据库与各入编期刊并没有建立起真正平等的合作关系，在起步阶段，期刊数据库用近乎掠夺的方式，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各入编期刊的论文数据，完成了原始积累，但也留下了隐患，著作权保护问题未能妥善解决已成为其发展之路上的定时炸弹。
最近某高校学者诉龙源期刊网侵权的案例并非偶发的孤立个案。近年来，随着作者版权意识的加强，起诉期刊数据库网站未经授权即予使用的类似讼案已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见诸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几乎无一不是以数据库网站的最终败诉而结案，此次龙源期刊网案也不例外，但涉案双方的对抗发展到如此程度，仍让人吃惊。[35]龙源期刊网关于期刊网络传播的立场是较具代表性的，在作者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的大背景下，透过涉案双方的态度和立场，有几个问题值得期刊和数据库网站经营者深思。
其一，期刊数据库网站并非没有获取作者授权和向其付费的法定责任意识，只不过通过格式化合同将如此重要的责任推给了入编期刊，以规避风险。但这种做法并没有生效，法院总是判决由期刊网站向作者进行直接赔付，且赔偿标准远高于其已“委托”期刊向作者支付的相关费用。龙源期刊网在事后表示将向部分与之签署过合作协议的期刊提起诉讼，但状告上游产品生产者（期刊），纵然赢了官司，也是两败俱伤。所以，除了龙源期刊网有此表示外（至今未见付诸行动），其他网站遇到类似情况大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赔钱了事。但当原告数量增加到一定规模时，息事宁人的代价可能就是天文数字了，不知这些数据库网站的经营者是否还能如此从容不迫。
其二，龙源期刊网认为自己并不是期刊制作者，而只是发行者，故无涉侵犯作者版权之嫌。的确，龙源在网上开了“期刊超市”，更像是一位发行商，但其网上卖的却有经他们加工过的期刊，就像卖改装车的车商坚持说自己卖的是原装车一样，总有点牵强。至于其他的期刊数据库网站，则连超市的模样也还没有，龙源网的理由对这些网站来说，更难站得住脚。首先，从建库模式来看，独立的期刊在库中基本已不复存在，早已将各刊原发的论文进行了重新编排和组合，形成了新的出版物，这在本质上已属于编辑和出版行为，而不仅仅是发行。其次，从其发行物来看，对于个体购买者，网站发行的是已按其建库模式重新编排过的单篇论文（龙源也卖单篇文章），而不是这些论文的原发期刊。如果坚持说这是在卖期刊的话，就好比将一台汽车拆成零件卖给不同的消费者，却坚持说自己出售的都是整车一样。而对于集体购买者，情形正好相反，网站发行的是其整个数据库，即所谓“包库”，且在与入编期刊的合作协议中大多载明：该期刊数据库的整体版权属于数据库网站。如果这还是在卖期刊的话，同样有一比，那就好比将零件组装成汽车卖给消费者，却坚持说自己是在卖零件一样。
其三，期刊数据库网站已陷入诸多两难境地，面临着新的挑战。除了未能理顺与作者和入编期刊的关系外，还面临着新的学术论文网络传播方式——开放获取（OA）的竞争。这一源于西方学术界的新的论文传播模式之产生，其矛头就是直指商业化运作的期刊数据库网站。开放获取模式一经问世，即受到学术界的热捧，尽管其本身也有许多有待克服的困难，但对期刊数据库网站乃至学术期刊都已构成了颇为严重的威胁。
其实，今天的学术期刊和期刊数据库已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期刊是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没有了期刊，数据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数据库则是期刊最重要的传播渠道，通过它，期刊所刊载的信息可以更便捷地到达更广大读者的手中。因此，目前已到了期刊与数据库建立起良性互动渠道的时候，把握住眼下的时机，平等地协商共同关心的问题，积极维护双方的利益，这才是期刊与数据库经营者的双赢之道。
（3）学术评价环境的悄然变化
随着一桩桩学术造假事件的曝光，从科研管理者到学术界都在寻找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根源，只要稍加追究，就会发现在这些不光彩的事件背后都有量化评价的影子。各种排行榜和排名表遂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学术评价应向学术共同体评价回归逐渐成为共识。这种对学术评价的新认识使学术评价环境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为评价机构放弃“指挥棒”角色而回归学术研究活动、学术期刊由唯评价机构“指挥棒”是从而回归学者/学术本位创造了条件。
（三）转型与发展的可行性方案
行文至此，都是在为本文所要提出的对策方案作铺垫。因为只有说清楚了名刊工程的成效，才能证明进一步发展已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只有说清楚了继续前行的障碍，才能明确未来主攻的方向，并找到具体的治病药方；只有说清楚了所处的环境，才能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力度。如果此前的分析大致能站得住脚，那么，我们就能推论，对于名刊学报来说，名刊工程建设与高校期刊改制可以成为合二而一的事。无论名刊工程的“专、特、大、强”，还是高校期刊改制的“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目标，所要解决的都是相同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非独立存在的单一问题，而是由多个长期存在的环环相扣的问题组成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解决的程度如何以及为此所付出代价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名刊工程未来发展的方向和体制改革的成效。在此，笔者不揣谫陋，提出下列方案，以供同仁讨论和决策参考。
1.名刊学报专业化转型的分步走方略
名刊学报的专业化转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不宜采用一刀切的“硬性”办法，以既能延续历史传统又能考虑现实需求的分步到位的“软性”办法为佳。建议分两步走，或者说两条腿走路。第一步，不妨继续做好纸本综合性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第二步，专业化转型可以直接从对纸本综合性学报所发表文章的数字化专业重组做起，而不必始于纸本学报。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1）名刊工程六年来的建设成果显著，体现这些成果的主要是占名刊学报绝大多数的出自名校的综合性学报，因体制改革而强行中断它们，必有一段混乱的转型期，既有的成果可能尽失，转型专业学报后却未见得能与获得“正名”的学术集刊一争高下，结果很可能得不偿失；而继续出版纸本的综合性名刊学报，则可以使学报的传统得以传承，现有的编辑队伍可以保持稳定，名刊工程建设的成果也能继续得到发扬光大，更重要的是能为“软性”的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
（2）名刊工程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所刊发论文质量的普遍提高，仅因其组合包装在综合性期刊中，个体和整体的影响力都打了不小的折扣。只要对名刊学报所发表的论文进行重新组合包装，就可以大大提升其影响力。这个重新包装，就是对这些优秀论文进行分专业的数字化重组。这可以视为名刊学报专业化转型的开始。
（3）不中断纸本综合性名刊学报，只是在名刊工程的大平台上进行所发论文的重组，各编辑部不仅基本不需要进行专业化的重建，原各学科的编辑大多可以各司其职，而且只要通过适当的手段就可以确保分散在各名刊学报的相同学科专业编辑的交流合作，使他们顺利地转型成为数字化专业期刊的成熟编辑。
（4）这是对袁贵仁提出的高校学报发展 “中策”的具体落实。此前名刊学报之间只是在个别栏目上有所合作，没有考虑在名刊工程的层面上建设所有名刊学报的共同平台，主要受限于纸本期刊的独立形态，每个小平台都是固化的，无法组合；而对名刊学报的论文进行数字化重组，就可在不改变固有小平台的前提下实现大平台的组合，即可扫除“中策”施行的主要障碍。
2.基于组创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的集约化发展模式
在“分步走”转型的基础上，努力推进各名刊学报在各专业领域的对口合作，创立数字化专业期刊，建立能真正融会各名刊学报的大平台，为名刊学报走出一条有自身特色的集约化发展之路。具体措施是：组成打破校域界限的联合编委会（下设各专业编委会）和联合编辑部（下设各专业编辑部）；同时着手建立并不断完善共享的各学科审稿专家库，确立共同的审稿程序和标准，为名刊学报特别是数字化重组后的各专业期刊实行真正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打下基础。创立若干个以一级学科分类的数字化专业学报，组成高校专业名刊系列，可定名为《高校名刊·哲学学报》、《高校名刊·文学学报》、《高校名刊·历史学报》、《高校名刊·经济学报》……（或可定名为《中国高校学报·哲学卷》、《中国高校学报·文学卷》……），其封面、扉页、目次页及正文的版式统一设计，力求体现独特的风格。在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初创时，可在各刊纸本学报出版的同时，对各刊所发表的文章，由各专业编委会和编辑部进行学科分类并组织审稿，从中筛选出质量上乘的文章按学科重新组合，编辑成为数字化专业学报。[36]在初创阶段，主要通过对各名刊学报论文的重新组合和包装以体现出集约化的优势；而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一经创设，联合编辑部即拥有了任何一家学报所难以比拟的资源，从而可以对各刊纸本的编辑工作进行必要的统筹和策划，通过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反作用于各纸本学报，使其一方面继续深化内涵式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协同合作，与重组后的专业系列名刊的编辑工作有机地融合为一体，集约化的优势就会全面体现出来。[37]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1）创立的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既可谓新刊，又不会割断与名刊学报的血脉联系。（2）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联合编委会、联合编辑部由所有名刊学报共同创立，它们是高校的，却不再专属于某一校，故而是开放的；以它们为纽带，名刊工程能够真正成为共建共有的开放平台，名校之间的门户之见虽不能彻底破解，但名刊学报之间的壁垒可望就此拆除，名刊背后的名校的群体优势即可尽显。（3）在高校名刊这一平台上，所有的专业学报实际以系列丛刊的形式呈现，虽各自独立，但更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有更为紧密的联系，既具灵活性，更具协同性和整体性。（4）集约化的要义在于对有限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以获取最大的效益，而并不一定要把分散在各校的编辑部整合到某一高校或企业实体中去，现代化的资讯条件完全可以做到不受行政区划和管属限制的异地整合。这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集约化，可为高校学报的集约化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5）实现了袁贵仁提出的高校学报发展的“上策”。与“中策”一样，以往“上策”之难，主要难在以纸本这一孤立存在的个体平台为基础，如果在数字化期刊的层面上实现“上策”，突破体制的难题形成共建平台就容易得多。
考虑到由独立的纸本学报到集约化、数字化的专业学报转型并无成功的先例可资借鉴，一旦启动重组进程，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各刊协调立场，共同解决，其难度可想而知；重组的规模越大，协调的难度也会越大，因此，在起步阶段适当控制重组规模是必要的。重组也可分两步走：由部分（8至10家）名刊学报先行一步，率先进行重组；在创建专业学报系列方面，不宜全面开花，而要稳步推进，先整合其中多数共有的强势学科，以创建6至8家数字化专业学报为宜。这是第一步。待第一批数字化专业学报能稳定运行，并得到读者的肯定，再迈出扩大阵营的第二步，所有的名刊学报都可加入，并在更多的学科方向创设数字化专业学报。从高校学报现状出发，这一全新的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平台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入盟学报对所有作者是开放的，而平台对入盟者身份的限制（必须是名刊学报），对于创建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的品牌形象是必要的；而从长远看，这样的平台终将淡化入盟者的身份，并向更多的学报，乃至非学报的社科期刊开放。
3.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的网络传播方式
改变以往的期刊网络传播方式，实现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的网络整体传播，这对于建立品牌形象、扩大品牌知名度至为重要。具体措施是：通过与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的谈判与合作，改变期刊网的建库和传播模式，最关键的是创新专业系列名刊在期刊网的呈现方式。首先，在期刊网首页的显著位置设立专业系列名刊的专门入口，通过这个入口，可以对专业系列名刊进行仿纸本的全本阅读，包括封面、扉页、目次页、正文、注释乃至广告等完整信息。其次，允许期刊网在其数据库中对专业系列名刊的论文进行拆解分类，但读者通过检索方式直接进入论文阅读时，每篇论文必须与所在专业名刊的封面等信息同时呈现，以强化名刊的形象。再次，争取获得作者对其论文进行网络传播的授权，确保网络传播的合法性。
这样做的效果在于：（1）多数学术期刊网都是让期刊消失于无形，其实，这可能是学术期刊网特有的现象，流行的网络杂志皆非如此，所以笔者才认为这是有意为之。改变以往那种只见论文不见期刊的网络呈现方式，通过封面加论文一起呈现以加大对读者视觉冲击力的做法，可以树立起专业系列名刊清晰的品牌形象，培养起读者的归属感。（2）强调建立专门入口，以供读者整本阅读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的做法，可以改变以往数据库网站只能通过检索阅读论文，而不能主动阅读期刊的网络阅读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期刊数据库网站为读者服务的功能。（3）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在期刊网上的整体呈现，可以帮助期刊数据库网站摆脱侵权的陷阱。只要这些网站愿意，就能成为真正的期刊超市，而其拥有者就可成为纯粹的发行商。
4.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将有助于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
现行期刊评价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期刊评价被完全等同于排行榜或排名表，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学术共同体评价主体的失位；而主体失位却又源于学术共同体与期刊特别是像高校学报这样的综合性社科期刊事实上的疏离。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学者直接阅读期刊，无论是纸本的还是数字化的，而不是连期刊封面都见不到的单篇论文；能让学者有兴趣整本阅读的期刊无疑是专业期刊，因此，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的创设能有效地锁定作者和读者群，他们将成为对这些期刊最有发言权的评价者，从而有望实现以学术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期刊评价机制的重建。同时，数字化专业系列名刊的建立也为期刊人正确对待评价数据创造了条件，可以发挥评价数据应有的作用，而不必再为其所左右。合理的评价必将促进期刊的良性发展。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在一个早上就将长期累积起来的高校学报问题全部化解。上述方案乃应期刊体制改革和集约化、数字化的潮流而提出，试图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高校学报问题的解决；至少对名刊学报来说，也许不失为一条通向“专、特、大、强”目标的进路，假以时日，辅之以必要的后续手段，则目标终将可期。同时，这一方案还将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名刊以外的高校学报，亦可通过数字化的重组方式，构建适合自身特点的集约化平台，共同为繁荣学术事业作出贡献。当然，笔者在此只是纸上谈兵，这个方案的实施，需要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必要介入和大力扶持，亦有待于名刊学报同仁的同心协力。
(责任编辑：桑海)
[①]详见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2002年7月29日），《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②] 《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教育部文件，教社政〔2003〕12号，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51&infoid=147。
[③]首批入选的11家学报分别是：《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南京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思想战线》、《厦门大学学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南开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④]第二批入选的8家学报分别是：《武汉大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求是学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当代经济科学》、《现代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三批入选的7家学报分别是：《清华大学学报》、《外语教学与研究》、《政法论坛》、《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南京师大学报》。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入选时间有先后，但参与名刊工程建设其实是同步的，只有入选之前叫“创建”，入选之后叫“建设”的分别。这也体现了名刊工程设计之初就提出的“滚动发展”的原则，从而带动了远较入选学报为多的高校期刊参与其事。
[⑤]详见《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首批入选学报建设座谈会会议纪要》，教育部文件，教社政厅〔2004〕1号，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16/info8116.htm。
[⑥]详见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2002年7月29日），《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⑧]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上的讲话》（2010年4月7日），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74/info1271640339502274.htm。
[⑨]本文的讨论仅及于入选名刊工程的综合性社科学报。
[⑩]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上的讲话》（2010年4月7日），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74/info1271640339502274.htm。
[11]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简介》，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http://cssci.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119。
[12]张耀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3]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2002年7月29日）。
[14]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5]《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
[16]朱剑：《枘凿之惑：特色化与高校学报的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17]杨玉圣：《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18]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
[19]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0]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
[21]对此问题，笔者有专文予以讨论，详见朱剑：《学术研究 谁人评说——学术评价主体与评价机制的重建》，《光明日报》2010年8月17日。
[22]在笔者看来，只要这些数据是客观存在的，就无所谓对错，关键是如何解读和运用这些数据。不加任何分析判断的单纯排名只是对这些数据的最简单运用，是把工具当结论，得出错误乃至荒唐的结论都不足为怪，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否定这些数据的价值。
[23]详见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2002年7月29日）。
[2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袁贵仁所说的“下策”并不带有贬义，“下策”与“上策”和“中策”并不对立，“下策”是办好一个刊物的基础，无论实行“上策”还是“中策”，都需要“下策”的支撑。名刊工程六年建设的积极成效，主要有赖于“下策”，而且几乎将“下策”发挥到了极致。
[25]李东东：《报刊分类改革实施方案正在起草》，新闻出版总署网站，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1017/ 201004/698617.html。
[26]李东东：《高校学术期刊要集约化规模化发展》，新闻出版总署网站，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367/200912/695710.html。
[27]《关于进一步调整高校学报结构的通知》，新闻出版总署文件，新出报刊〔2001〕513号。
[28]李卫红：《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谈会上的讲话》（2010年4月7日）。
[30]以校名命名其所主办的学报原本只是一种习惯性做法，但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终于导致新闻出版总署以文件的形式硬性规定高校学报必须以校名命名，而且还不许用校名的简称。参见《关于进一步调整高校学报结构的通知》。该通知第七条明文规定：“所有高校学报必须在‘学报’前冠以学校全称，不得使用学校的简称。”
[31]参见刘道玉：《再谈大学学报的使命》，《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2]在这里，习惯又一次成为自然乃至“法”，教育部于1998年4月1日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这个规定前后有点矛盾，反映了教育部当时的举棋不定，从而为日后抛弃该规定的前半部，启动名刊工程构建开放平台埋下了伏笔）而新闻出版总署1998年2月13日发布的《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干脆直接规定：“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
[33]同样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但从未听说新闻出版总署有文件规定社科院期刊作者的身份或内稿的比例。总署何以厚此薄彼？问题并不在总署，而在期刊自身的定位，总署只不过对这两大类期刊自行定位予以承认和固化而已。
[34]对评价机构的迎合到数据作假之间实则一步之遥，作假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对数据进行分析，作假的行为就会暴露无遗。问题在于，当不作任何分析的排行榜和排名表大行其道时，作假者就会有利可图，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就会不断上演。
[36]入选名刊工程的各专业期刊也可以在继续出版纸本的同时加入到这一数字化二次重组的群体中。
[37]姚申曾多次提出包括名刊学报联合构建专业期刊方案在内的高校学报集约化、多元化发展设想（参见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姚申：《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本文只是在其设想的基础上，提出名刊学报的专业化转型可与集约化、数字化发展相结合，而不必中断原有的纸本综合性学报，以减轻转型与发展的难度并增加可行性。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