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1 期( 第27 卷)

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

———从“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谈起

朱剑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 近年来，每一新版“核心期刊”、“来源期刊”的发布都会在学术界和期刊界引起强烈震动，“以刊评文”盛行使学术评价的危机正在显现。危机的表象是被异化和简化成排行榜的学术评价大行其道，在危机的背后是评价机构与评价对象间双重的信息不对称，危机的后果则是学术批评的式微与学术诚信的缺失。面对危机，却难觅具有操作性的“以刊评文”的替代方案。尽管学术评价应回归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基本已成学界共识，但如何才能体现公正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在于学术民主，由学术共同体的代表根据“民意”来进行评价，并有效地接受学术共同体的监督。因此，表达“民意”和进行监督的平台至关重要，最合适的平台无过于学术期刊。真正能成为某一学术共同体交流对话平台的学术期刊必须具有学科专业( 专题) 边界清晰、开放、通畅传播这三个特征，而目前却鲜有这样的平台。因此，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改变封闭和半封闭的综合性期刊占据多数的现状，建立起以开放的专业( 专题) 期刊为主并能通畅传播的学术期刊体系。

一、  引言

 上个世纪末以来，学术评价一直是学界乃至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问题，历十数年而不衰。似乎还没有哪个问题能在如此长时间内，在受关注的广度和热度上超越它。当然，学术评价问题的讨论也有起起伏伏，一般说来，两种情况的出现会导致稍有降温的学术评价热重又升温，直至达到新的热度: 一是新一版“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榜单发布时，其周期有的是四年一次，有的是两年一次; 二是有影响的重大学术不端行为被曝光时，其周期无法预测，少则几个月，多则一两年，类似知名学者抄袭、院士造假、校长剽窃的事似乎总要曝出一两起来，令学人瞠目，更使舆论哗然。而由学术界诸多“小人物”层出不穷地制造的各种学术不端事件则令学术评价的讨论始终保持一定的热度。因此，关于学术评价的种种讨论，又多是围绕着“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榜单和学术不端行为展开的。

  2011 年是《CSSCI 来源期刊目录》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目录》新版发布之年。尽管《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的研制者一直在解释，CSSCI 来源期刊不同于核心期刊，但学术界和期刊界以及管理部门似乎一直不予理会，总是将其与另外两个“核心期刊”相提并论，合称为“三大核心期刊”。这些“总览”、“目录”说白了就是个学术期刊排行榜，它们只有两点内容: 一是哪些期刊进入了“核心”; 二是进入“核心”各刊的排名位次。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它们对学术期刊乃至学术研究的影响。每一次新版期刊排行榜发布后，期刊固然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为此而不平静的绝不仅仅是期刊界，整个学术界都会受到牵动。学术期刊之所以纠结，皆因期刊的作者( 学者) 看重这个榜单; ①而学者之所以看重，又因为高校和政府行政权力部门往往以此为据来对学者们所发表的论文进行等级评定，②即所谓“以刊评文”。实际上“以刊评文”已是行政权力部门处理绩效考核、职称评审、项目申报或结项等需要评审的事务的通行方法。就这样，一环套一环，一个期刊榜单，表面上只是对期刊的分级和排序，然其背后，却捆绑了学术链条上几乎所有人的名誉和利益: 学者、期刊、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评价机构自身等等，无不牵涉其中。因此，此次所谓“三大核心”新版期刊榜单一旦公布，可以想见的是，

 新一轮的关于“核心期刊”与学术评价的热烈讨论又将开始，其中当然不会缺少讨伐甚至谩骂的声音。

 在不绝于耳的批评和讨伐声中，评价机构对于排行榜依然执著，似乎谁也挡不住它们每过一段时间必定重新发布一次。说实话，“CSSCI 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确实不是一回事，前者只是CSSCI 的数据源期刊，确定来源期刊仅是其工作的基础和必要程序，对来源期刊各种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才是其主要功能; ③而后者据说是为了指导图书馆订阅而编制的期刊目录，④因此编制“核心期刊”榜单是其工作的结果。两者的工作程序正好相反，目的也不尽相同。但在现实中，特别是在管理部门和许多学者眼里，两者除了名称不同，其实是一回事: 都是个排行榜。与此相对应的是，尽管CSSCI 采自来源期刊的数据很少有职业期刊评价者以外的人认真研究利用，尽管随着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推出的包库订阅模式的普及，“核心期刊”的所谓指导订阅的功能早已丧失殆尽，然而，“核心期刊”和“来源期刊”每一新版的发布在学术界和期刊界引起的震动却越来越强烈，这种隔几年就会重复一次的景象的周期性也越来越明显。在这矛盾的表象背后，不难看到“核心期刊”排行榜的理论作用与实际所为已大相径庭。

 随着批评之声的日趋高涨，学术评价的危机也日益显现，与各方改革学术评价机制的强烈呼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实中的学术评价改革却举步维艰，甚至从哪儿做起都不清楚。学术评价的话题重复了至少十年，改进却微乎其微，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或者说，从哪里突破，才能逐步解决学术评价问题，建立起真正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本文意在通过对学术评价中无处不在的排行榜的分析，找到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合理起点。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

二、评价的危机: “以刊评文”难觅替代方案

叶继元教授给学术评价下的定义是: “学术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采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学术媒体展开的价值判断活动，以衡量学术活动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无、多少、作用和价值。”⑤可见，学术评价的要义是对学术成果及其所有者进行价值判断。在学术发展史上，当学术研究仅限于个人的兴趣或爱好时，对其评价主要体现在同行间的交流( 赞扬、批评、引用等) 之中，故表现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活动。但当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政府或机构成为学术活动的组织者，特别是成为学术资源及利益的主要提供者和分配者时，学术评价也就从学术活动演变为参与分配学术资源和利益的权力行为。“任何国家都需要通过评价来揭示其各学科学术研究的质量，促进本国的学术发展和提高全球竞争力。研究成果是学术评价的主要对象，无论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都是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作出价值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进行预测。”①通过这样的判断和预测，学术评价直接与学术利益联系在了一起。换言之，学术评价也就成为国家行政权力部门分配学术资源和利益不可缺少的依据和工具。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学术研究的巨大投入带来了我国学术、科研和文化事业的巨大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毋庸讳言的是，同时也给高校科研院所及其研究人员带来了收益，名与利的杠杆在科研管理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而以非正当的手段追名逐利的具体表现就是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这种手段之所以得逞，当然是因为学术评价出了问题”。②

( 一) 危机的表象: 被异化和简化了的学术评价

  不管何种评价都离不开对学术研究的主要成果形式———论文的评价。对论文特别是对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评价，原本是件复杂的事，但现实中已变得十分简单，那就是“以刊评文”，即根据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来确定其质量。这样一来，评价虽然变得简单而易于操作，但却发生了错位，由对论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变成了追究论文的“出身”，为期刊定级和排序遂成为学术评价的要务。其实，期刊评价并不那么简单，与论文评价相比，其复杂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现实中也变得很简单———已被简化为期刊排行榜。将期刊排行榜用于论文的评价，无疑是评价的异化，因为其预设的前提是十分可疑的，即在横向上，视同一期刊发表的所有论文质量上无差异; 在纵向上，视期刊的过去与现时无差异。这种在纵横两个方向上的简单化有可能使论文评价和期刊评价同时陷入荒谬的境地，终将使学术评价走入死胡同。

( 二) 危机的背后: 评价机构与评价对象间双重的信息不对称

  长期以来，学术评价一直是同行学者的事，但在专业评价机构诞生之后，这一传统被颠覆了，“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榜单成了压倒一切的学术评价的利器; 而数千种学术期刊各属什么级别，比如“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等，基本上由发布这些期刊榜单的评价机构说了算。“母以子贵”，制作学术期刊排行榜的评价机构也因此而走红，由学术研究的服务者而摇身一变为学术舞台上的主角，排行榜则成为他们手中极具魔力的指挥棒，本意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的评价成为了凌驾于学者之上的支配力量，笔者称之为“评价权力”。③

  由于与利益直接相关的“评价权力”的产生，在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博弈的格局。这场博弈的吊诡之处在于双重的信息不对称的并存: 一方面，因专业的限制，评价机构仅依靠其自身并无能力深入期刊的学术内容层面进行评价，对于各学科前沿问题、艰深问题的相关信息以及期刊编辑理论与技能的掌握和理解，评价机构与其评价对象( 各专业的研究人员、期刊人) 根本无法相比，在各学科成果以及期刊的评价方面，评价机构掌握的实质性信息远低于被评价者，这是第一重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评价机构通过对一些论文和期刊外在形式数据的统计来进行比较和排名，而被评价者对文献情报专业大多陌生，对专业评价机构所运用的评价原理与方法或者一窍不通，或者一知半解，加之各评价机构评价活动的过程缺乏透明度，许多评价的内幕被评价者一无所知，被评价者能看到的，仅限于评价的结果，即排行榜，故呈现出了另一重信息不对称。

  在这双重的信息不对称中，第一重不对称即在专业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是要害，它揭示了当今学术评价中普遍存在的由外行评价内行的实质。按照信息不对称理论，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应处于优势，但在近年来评价机构与被评价者的博弈中，败下阵来的恰恰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即被评价者，也就是各专业学者和期刊人。其中的奥秘就在于评价机构成功地将第二重信息与第一重信息相糅合，并对第二重信息进行了复杂的量化处理，形成了大量的形式数据，从而造成了占据信息优势的假象，而各专业学者虽握有多量的实质性信息，却无法以数据化的形式来表达。于是发生了优势与劣势的逆转，直接导致各专业学者失去了学术评价的话语权，甚至被逐出了学术评价领域，他们的学术成果的价值，只能由对文献情报学以外的专业基本不懂或不精的评价机构来评判，由此种下了种种恶果。

( 三) 危机的后果: 学术诚信的缺失与学术批评的式微

  在博弈中处于劣势的学者一方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对量化评价的批判，但在批判无法奏效的情况下，迎合也就不可避免。当量化评价“浓缩”为排行榜后，迎合它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部分学者和期刊人在研究和掌握了评价机构排行的方法后不惜进行数据造假，以谋取自身的利益，学术不端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起，学风问题于是凸显。同时，被评价者的迎合行为也将量化评价拖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因为量化评价所依赖的是未经人为干预的客观数据，大量假造数据的出现，使得某些量化评价结果的荒唐可以一目了然，量化评价“客观”和“公正”的神话正面临着破灭的危险。

  期刊排行榜的走红、“以刊评文”的盛行还伴随着另一个现象: 正常的学术批评和学术评论的式微。与欧美学术刊物刊发较多的学术评论不同，我国的社科学术期刊上学术评论文章所占比例很小，其中还不乏由弟子、同仁友情撰写的八股式专事吹捧的所谓评论。公开发表的学术评论与批评文章是学术共同体进行学术评价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与评价机构的定量评价相比，学术共同体无论是对期刊还是对论文的定性评价，都更依赖正常的学术批评，或者说，健康的学术批评是定性评价不可或缺的基础。学术批评式微的原因很复杂，非本文讨论的问题，在此仅想指出，在唯量化评价独尊的氛围下，本已很微弱且又难以量化的学术批评是无法与评价机构抗衡的。学术诚信的缺失与学术批评的式微对于学术发展意味着什么，大概无需笔者饶舌了。

( 四) 操作的困境: 难觅“以刊评文”的替代方案

 评价的危机使博弈双方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了对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批判，2011 年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 9( 2011) 》蓝皮书中《中国学术评价机制调研报告》可谓是学界林林总总观点的集合，该调研报告指出: “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被期刊分级制度所主导，制约了学术创新。期刊评价机制本应该促进期刊的良性发展，同时促使学者深入研究、写出精品，但是，该制度主导了学术评价以后，使得高校、科研机构过于追求量化，不仅以论文发表数量竞相排名，还将SCI 等制度与职称的评定、科研经费的申请等挂钩。除了值得炫耀的排名外，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论文对学术有多大的贡献……目前学术评价机制重数量，学术研究浮躁、学术不端现象突出……各种学术不端行为恰恰发生在论文发表环节。”①

  面对来自学术界的压力，政府权力部门也公开表态要改革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制度，教育部近年来不断出台的各种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措中，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 体系) 都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② 正在大力推进出版体制改革的新闻出版总署在部署期刊体制改革时，也将建立科学合理的期刊评价体系作为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①

  照常理推断，既然包括管理部门在内的各界都意识到了期刊排行榜带来的危害，期刊排行榜纵然不至消失，至少也该失去它那“指挥棒”的魔力吧? 但事与愿违，“以刊评文”照样大行其道，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实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眼下还找不到一个比“以刊评文”更公平、更合理且具有操作性的学术评价替代方案。尽管各界都开出了治理学术评价问题的“药方”，但都是原则性的，具体落实起来困难重重。

  2011 年11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该意见从“充分认识改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重要意义”、“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实施科学合理的分类评价”、“完善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采取有力措施将改进科研评价工作落到实处”②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教育部对改进学术评价的意见。这个意见，可谓集思广益的结果，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学术评价种种反思和建言的总结，但它仍然是原则性的。确立这些原则固然极有意义，但操作性的欠缺也是明显的，何时能出台与之配套的操作方案尚不得而知，而仅凭这些原则，很难将“以刊评文”逐出学术评价领域。改进学术评价，诚所谓知易行难。

( 五) 问题的关键: 评价如何体现公正

笔者以为，“以刊评文”之所以难觅替代方案，关键的难点在于什么样的方案能让学术评价变得既公正而令人信服同时又具有可操作性。

  显然，我们无法改变学术评价在学术资源和利益分配中举足轻重的现状，学术评价必定与权力和利益相关。与作为学者个人行为的学术批评不同，学术评价往往是一种组织行为，或者是须经组织( 行政权力部门) 认可才具有分配资源意义的活动。被评价者也不同于被批评者: 对于学术批评，被批评者可以对批评者提出反批评，可以旷日持久地争鸣下去; 但对于学术评价，被评价者却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也鲜有其他救济措施，因为纵然被评价者可以提出不同意见，那也得在评价活动的“事后”，对于“这一次”的利益分配来说，已无法改变。换句话说，如果说在学术批评中批评者和被批评者是一种平等或对等关系的话，那么，在学术评价中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关系很难维持在一种平等或对等的状态。因此，“公正”对于学术评价来说可谓第一要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核心期刊”榜单、“以刊评文”之所以风行，恰恰是因为其“客观”、“公正”和操作的简便。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核心期刊”排行榜权威地位形成的过程。被行政权力部门采信固然是其权威的直接来源，但将责任全部推给行政权力部门对排行榜的青睐显然是不公平的。从本质上说，学术评价的权利原不专属于这些主要由文献情报研究人员组成的制作排行榜的专业评价机构，而是属于学术共同体，同行评议应该是最令人信服的学术评价方法。虽然同行评议依凭的是学者的主观判断( 即所谓“定性评价”) ，但并不是主观臆断，要保证这种判断的公正需必要条件的支持。这一点留待下文分析，这里要指出的是，正是因为必要条件的不具备，使本来就难免瓜田李下之嫌的同行评议在世风日下的社会大环境下，其公正性越来越难得到保证。而评价机构的量化评价则不同，自从1992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首版推出以来，相继问世的专业评价机构不断高调推出的各种期刊排行榜，都是根据客观数据而制作，故能以“量化评价”的“客观”、“公正”、“公平”相标榜，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8 年版) 制作时所采集的数据已达9 种之多。这些期刊排行榜看上去很美，按数据排队，清楚简单，极易操作，童叟无欺，且从整体上看，上榜期刊的学术质量确实要好于非上榜期刊，这些都是排行榜终获行政权力部门采信，得以取代同行评议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谓“公正”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至少在学术评价中是如此。来自评价机构和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哪个更公正? 在经过了从定性评价到量化评价再到重提定性评价这20 年的一个轮回之后，定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结合已成了一个折衷的说法。不过，在没有明确谁是评价主体这一前提的情况下，这种“两结合”的评价仍然似是而非。在笔者看来，学术界关于改革学术评价机制的种种议论中，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评价是最有价值的，但是，以学术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评价如何才能确保公正，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是评价机构量化评价的相对“公正”打败了同行定性评价的相对“不公正”，才有了今天的“以刊评文”，那么，学术共同体又依凭什么来夺回失地，展示其“公正”? 所以，尽管让学术共同体回归学术评价主体的改革方向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我们却无法找到回归的路径，这是期刊排行榜在一片非议声中挺立不倒的“秘密”所在。

三、  回归学术共同体评价的主要障碍

  在呼唤学术共同体回归学术评价主体之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学术共同体既然如此轻易地被逐出学术评价领域，要真正回归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如前所述，同行评议，即以学术共同体为评价主体的实现，有待于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才能期望其科学和公正，不然，它的确有可能比量化评价更加糟糕。制约同行评议( 定性评价)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风气、学术传统、学术体制、学术利益以及学者的个人道德修养、学术水准等等都可能影响到同行评议结果的公正，因此，同行评议的条件就是对这些有可能影响到评价过程和结果的因素均有制衡或约束的办法，要有科学的制度设计，要有严格的执行和监督机制，而这正是目前十分欠缺的。于是，在近年来的诸多评审、评比中，我们已见过太多的专家评议组、委员会之类的所谓同行评议，煞有介事地评头论足、投票表决，但其结果比起单纯的量化评价来未见得高明到哪里。这样的同行评议，既难以摆脱评价机构制作的各种排行榜的影响( 排行榜仍然会在专家评议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又无法杜绝徇私情况的发生，专家的学术水平和公信力也难以证实，只不过徒具同行评议的外表而已。这也是评价机构和专业评价人员最不服气同行评议的地方。①

  尽管同行评议在目前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正如韩启德先生所言: “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尽管学术共同体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但没有别的更好选择。”②韩启德先生一语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唯有学术共同体才具有评价学术的能力，尽管他们也会犯错误，而外在于各个学科专业的评价机构是不可能具有单独行使评价权力的能力的。

  那么，如何才能使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变得科学和公正? 或者说如何才能使诸多影响其科学和公正的因素受到制约? 唯一的途径就在于学术民主。但是，“在共同体人员数量极其庞大的今天，‘广场式的民主’根本不具有操作的可能，一言九鼎的学术大师又不复存在，只能行‘代议制’，即通过一定的程序遴选出共同体的代表，来进行具体的评价工作”。③ 因此，学术共同体通过学术交流、学术批评、学术评论表达“民意”和进行监督的平台对于评价的公正性来说可谓至关重要，而最合适的平台无过于学术期刊。笔者以为，真正能成为某一学术共同体交流对话平台的学术期刊至少必须具有三个特征: 其一，学科专业或专题边界清晰; 其二，对共同体成员全面开放并得到其认可; 其三，具有鲜明的期刊形象和通达的传播渠道。如果这样的期刊大量存在，那么，学术民主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不仅有自己的表达平台，而且更有对于作为共同体代表参与学术评价活动( 比如评奖或评审) 的佼佼者的监督平台，使他们可以了解和代表“民意”，而不敢违背“民意”，如此，学术评价的公正才能得到保障，学术不端行为也才难以遁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却鲜有具备上述三个特征者。

( 一) 学术期刊的结构不合理

  学术期刊从性质上可分为综合和专业( 专题) 两种期刊。现有的2 700 多种社科学术期刊中多数是多学科综合性的，其最大问题在于，它们都不可能构成某一学科专业学者的公共平台而使其产生归属感。即使是被称为专业期刊的许多期刊，其学科边界也不很清晰，故都难以形成甚至不能形成有归属感的固定读者群。据袁培国教授的研究，在CSSCI 来源期刊中，真正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期刊所占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见表1) 。

  袁培国教授总结道: “一种期刊刊载多个学科的论文是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与理工科期刊的另一重大区别。在SCI 的源刊中绝大多数都是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期刊。但在CSSCI1998—2006 年的600 余种来源期刊中，刊登单一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4 种，刊登1 到3 个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29种。刊登10 个或10 个以上学科论文的期刊占CSSCI 来源期刊总数的72． 3%，尤其是总数达127 种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报和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期刊中，刊登少于10 个学科论文的期刊只有两种，其中一种是翻译论文期刊( 已经被排除在来源期刊之外) ，另一种是财经大学的社会科学版学报。”①CSSCI 来源期刊当属学术期刊中的翘楚，其中竟有72． 3% 的期刊跨越了10 个或10 个以上的学科，这些期刊几乎不可能构成某一学科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平台。

  如果说，这样的期刊仍然是一种公共平台的话，那么，每个学科所能占据的只能是平台上很小的一块，这还是就一级学科而言，若是细分到二级学科，平台的意义更要大打折扣。在如此的期刊结构之下，专业学者的交流必定受到限制，有价值和有分量的学术评论很少问世正是学科平台功能缺失的一种体现，学者与大多数期刊特别是综合性期刊的疏离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很少有学者关心众多的综合性期刊( 这也与期刊的开放程度和数字化传播方式有关，下文将论及) ，疏离已是不争的事实。

( 二) 多数学术期刊的开放程度有限

  “长期以来，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是被这样定位的: 它是主办单位( 高校或院所) 科研的窗口，是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这种说法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社科期刊应该是专门为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服务的。这在高校学报界得到了更加肯定———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都曾以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甚至定出了内稿所占比例的下限。因此，自我封闭的问题在高校学报中尤为严重。”②在“窗口”这一定位之下，期刊要反映本校本单位全体学者的成果，学科边界就不可能清晰，又何止不清晰，其实就是个学科大拼盘; 只用内稿或优先刊发内稿的规矩则使其基本上是块本单位的“自留地”，形不成开放平台，其学术公信力和学术交流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是必然的。在学术国际化的大潮之下，学术已经可以跨越国界，却无法突破某些单位的“自留地”，疏离甚至抛弃这样的期刊，遂成为学者( 作者、读者) 既无可奈何又是必然的选择。

( 三) 学术期刊传播方式不合理

  纸本综合性期刊几乎没有个人订户，发行量每况愈下已是公开的秘密，所谓“忠实读者”根本无从说起。在数字化浪潮之下，学术期刊的传播途径已由纸本过渡到数字化传播，但在各大型期刊数字化网站中，期刊已被肢解为单篇论文，连基本的期刊形式都已不复存在，其日常阅读功能也基本丧失，只能成为检索的对象，鲜明的期刊形象和引导学术也就无从谈起，学者与期刊的疏离更加彻底。③以上三种状况所造成的学者与期刊的疏离，是中国社科学术期刊界所独有的，由此也构成了学术民主进而构成了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评价的主要障碍，带来了学术评价所面临的独特难题: 虽然学术期刊众多，但能作为某一学科平台的期刊却极度缺乏，没有平台，何以交流? 何从评价? 何来监督? 甚至连学术共同体都难以真正形成，评价主体身份的回归又从何说起?

四、建立合理的期刊体系是重建学术评价的逻辑起点

  对于学者与期刊疏离的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学术研究、学术评价方面的严重问题，学者们早已看得十分清楚。李伯重教授曾言: “欧美学术界的评价机制比较简单，即同行评议，因此大家关注的都是专业期刊。像国内这样多的综合性期刊，在欧美学术界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生存的。”①许纪霖教授在谈及中国学术期刊现状及其应有的作用时则指出: “专业性刊物与综合性刊物在数量上不成比例。或许只有在中国，由于单位所有制缘故，才会有这么多综合性的大学学报或社科院、社科联综合刊物。而在北美的学术刊物中，这类横跨人文、社会科学十多个学科的综合性刊物寥寥无几，更多的是各专业学会或专业同人主办的专业刊物。每一个学术刊物的背后，都是一个空前活跃的学术社群，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共同体，经常有自己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拥有非常专业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行规，而学术刊物通常就是这些学术社群的标志，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价值、问题意识、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②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拥有这样“标志性”的学术期刊群，执行“非常专业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行规”，那么，同行之间的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还会如现在这般地依赖期刊排行榜吗?评价机构还能如现在这般地凌驾于学术共同体之上吗? 那些违规的易于被同行看穿的学术不端行为还能蒙混过关吗? 同行评议在量化评价的专业评价人员眼里还会那么不靠谱吗?因此，要重建学术评价机制，就要结束学者与学术期刊相疏离的状况，建立合理的学术期刊体系是绕不过去的选择。这就需要从改变学术期刊不合理的结构和布局、增加学术期刊的开放度、改变数字化传播模式做起。首先要做的就是眼下众多的综合性期刊中的大多数实现专业化转型。唯有专业( 专题) 期刊，才能锁定同行学者，而唯有以专业( 专题) 期刊为主的合理期刊体系的建立，才能为学术共同体提供学术交流的专业平台，才能为以学术共同体为主体的合理评价提供基础。其次要做的是结束众多学术期刊封闭和半封闭的办刊状态。封闭办刊是今天许多社科期刊学术公信力缺失和学术影响力不彰甚至几无影响的重要原因，主办单位将期刊视为“自留地”是与期刊追求真理、传播学术的使命相背离的，只能使期刊成为平庸之作甚至不端之作的温床。唯有开放办刊，才能赋予期刊鲜活的生命力。再次要做的是改变学术期刊数字化传播方式，要变单篇论文传播为以期刊为单元的整体传播( 可辅之以必要的检索功能) 。唯有如此，才能构建数字化时代为学者所认可的期刊形象。只有当上述三个方面变革付诸实施后，由本学科学者来评价本学科期刊和论文才有可能落到实处。

  社科期刊的管理部门也从期刊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以高校学报为代表的综合性期刊专业化转型问题。早在2002 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就用“全、散、小、弱”来形容大多数高校社科学报的现状，并对学报进行重新定位，指出“学报是高校办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作者只是本校教师，读者只是高校学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校社科学报要为高等教育服务，也要为国内外学者服务，为一切对哲学社会科学感兴趣、有需要的读者服务”。为此，他为学报改革确定了“专、特、大、强”的目标，“专业化”是首要目标。他还为此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全国高校统筹考虑，根据学校的传统、优势和特色，集中力量，由某一个学校牵头，依托全国性各专业委员会、学会，办高校社科学报各专业专刊，走学报整合之路。它是学报，但是各学科的专业学报。教育部支持有关高校牵头承办某专业的高校学报”。① 新闻出版总署对高校学术期刊也有新的定位。李东东副署长在谈及高校学报存在的问题时曾这样概括: “一是封闭办刊、理念落后”; “二是缺乏专业特色，同质化现象严重”; “三是资源分散，出版力量单薄”。她为学报改革提出的第一条方略就是: “要进一步优化高校期刊结构，鼓励高校期刊向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发展”。②可见，无论从学术评价、学术期刊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学术评价、学术期刊管理的角度来看，调整现有的期刊结构，建立合理的期刊体系，都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必要条件，而调整的重点当在社科期刊的专业化转型，这是通往理想目标的必由之路上的第一步。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现有的社科学术期刊中，综合性期刊三分天下有其二，高校几乎是一校一综合性学报，而各省市社科院( 联) 的综合性期刊与高校也大致相同。如此庞大的同构同质期刊，不要说大部分，即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专业化转型都是十分困难的，除了体制的原因和主办单位及办刊人观念方面的原因外，技术方面的问题也难以解决，“专业化转型难在告别过去，难在专业选择，难在合理布局。这也是总署曾多次下决心调整高校学报结构，最终不是中途放弃就是不了了之的原因所在”。③

尽管困难，期刊人并没有放弃努力， 2011 年初，由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的17 家综合性学报联合创办的“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就不失为极有意义的尝试。这是一个集名校之力、学科边界基本清晰、完全开放，且以数字化的开放获取方式整体传播的专业期刊群体。④ 创办后即受到学者的热烈欢迎和期刊同行的一致好评，亦得到管理部门的充分肯定。该系列专业期刊的创办，为综合性期刊的专业化转型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借鉴。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而且这样的转型方式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综合性期刊。综合性期刊的外部特征虽然非常相似，但各刊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机制却不尽相同，恐怕不存在一种能够适合所有期刊进行专业化转型的方法。

必须指出的是，以学术共同体为学术评价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但大可不必矫枉过正，量化评价还是有其独到作用的。只不过排行榜的风行，使得许多人甚至评价机构自己也以为量化评价的主要形式就是排行榜，其实，这是对量化评价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大多数评价机构的产品，除了排行榜外，还有其研制的期刊评价数据库，其数据如果运用得当，不仅对学术评价，而且对学术期刊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都会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可叹的是，大多评价机构仍沉浸于排行榜所带来的权力之中，对排行榜的热衷丝毫不减，比如某后起的评价机构干脆将其产品直接命名为《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排行榜》。⑤ 同时令人欣慰的是，部分评价机构服务于学术研究和学者的意识开始觉醒，已在有意识地淡化期刊排行榜，而更多地向学术界宣传和推介其数据库。比如，CSSCI 的研制者始终强调其来源期刊不同于核心期刊，并一直努力向学术界推介其引文数据库，宣传这些数据可以为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起到问题导引和分析工具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学者、期刊人以及CSSCI 的评价人员已开始使用这些

数据开展进入到学科层面的学术评价尝试。再如，中国知网在发布2010 版《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的同时，还首次公布了“年报系列数据库”，将各类引用情况全部公布，研究者只要根据需要对库中相关数据做出分析和鉴别，就能得出远比排名有价值的结论。因此，对于评价机构来说，告别排行榜，并对学术共同体才是评价主体、量化评价只是起到辅助和工具的作用的承认，是量化评价走出目前误区的前提; 而对于学术界来说，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则有待于学术共同体之评价主体地位的真正回归。

五、结语

回顾近十年来关于学术评价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人们总是把目光停留在学术评价的方法上，总是希望能找到一个适用于一切评价的科学、合理、公正的方法或体系，以替代学术期刊排行榜，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学术评价问题，但事与愿违，评价危机却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固然因为学术评价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事涉方方面面，与社会风气、学术传统、学术体制、学术利益等等紧密相连，在目前的学术体制和学术风气之下，指望学术评价独善其身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很多看起来很好的方案却不得不束之高阁。另一方面，则因为缺乏对导致学术评价乃至学术危机的直接原因的治理办法，这个直接原因就是学术平台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缺乏专业边界清晰、开放的、通畅传播的学术期刊群。没有这样的平台，说得严重一点，许纪霖教授所说的“非常专业的学术共同体”是否真实存在都要打一个问号，当然更谈不上“非常专业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行规”了。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学术不端行为最终都暴露在发表这一环节足以证明这一点。

因此，如果说学术评价回归同行评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的重建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的起点或者说第一步就是要调整学术期刊结构，建立起合乎学术发展规律、真正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学术期刊体系。仅这一步就会充满艰辛，甚至很可能半途而废，但如果这一步能成功，新的期刊体系得以建立，学术共同体就能成为期刊的主人，期刊将不再为评价机构的排行榜所左右，那么，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就能以此为基础，一步步地建立、健全起来; 而且，除了评价以外，今天的学术期刊所面临的其他问题，如: 包括高质量的学术评论在内的高质量稿源、国际通行的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专业作者与读者群体的形成、通达的传播渠道，以及今天困扰学术界和管理部门的学风问题也可望逐步解决。

今天的学术评价问题看似出在评价机构，直接根源却在于期刊结构、定位和传播方式的极度不合理所导致的公共平台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缺陷。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学术期刊体系得以重建、学术期刊开放程度和数字化传播方式得以改观，亦即学术期刊的公共平台正常功能得以逐步恢复，学术评价机构的排行榜纵然不会终止，也会逐渐淡出学术界的视野; 而如果这一切都不予改变，学术共同体也就不能“归位”，不管每一版期刊排行榜问世时批评和讨伐之声有多猛烈，三两年后，下一版排行榜仍会在更猛烈的批评和讨伐声中隆重推出并继续走红，而关于学术评价问题的热议还会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继续感到很受伤的不仅是评价机构( 因被讨伐) 和学术期刊，更有广大的学者和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1 期( 第27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