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璞庚

《江海学刊》主编韩璞庚  魏长宝/摄

      学术期刊作为中介平台，为各方异识提供整合的空间，另外，学术期刊具有某种程度的正外部性，社会收益高于出版发行收益。这一方面使它不适合市场运作，另一方面又为它规定了媒体责任，促使其在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人文社科期刊构建学术交流公域空间
　　
     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式，是以公共性为特征的。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交往空间得到拓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域空间开始形成。“正是市场经济打破了封建制的闭锁局面，人与人之间通过商品手段进行广泛交往，才使得个人性有了普遍发展，也才有了萌生公共性的可能。”（汪业周、韩璞庚等：《公共理性： 发展范式·主体逻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公共性的形成是以公众间的相互交往为原点的，而这种交往会形成某种特有空间，即公域空间、公共领域。没有一定的公共领域，公共理性就没有成长的空间。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公共理性得以生成的首要前提，全球化时代，随着通讯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大为公共理性迅速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哈贝马斯说：“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识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了一起，形成了公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公共理性强调多元主体间的交互整合。在这一范式中，多元主体间整合的前提是多元性，而通过交往与协商将多元性异识整合成为一个具有共识的共同结构——公共领域。
      数字化与网络技术的发展，标志着新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的时代，即共在与共生的时代。一方面，它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了当今人类生存实践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境域——“公共世界”的图景。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就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而言，就不同于我们在其中拥有的个人空间而言，‘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方面，新全球化的出现，又从共时态的意义上不无深刻地昭示并凸显了当今时代人类生存与活动所具有的全新特质与性状：公共性。“所谓公共性就是指超越私人性个体存在的一种交往关系，它的基本前提就是多元交往主体的‘共在’”。（《交往实践的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从公共理性的视域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识主体进行多元性异识整合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学术交流的公域空间，同时也可以说是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成长的摇篮与温床。
      当多元异识主体对某一社会问题的争论发生碰撞与交流而不得共识的当口,就需要一个中介平台为各方异识提供整合的空间，从而为重叠共识的形成创造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今天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一个公共平台承载着民族精神重振、思想理论创新、文化观念引领的重要历史使命。
　　
学术期刊具正外部性  属特殊公共产品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学术交流的平台与媒体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理论将社会产品划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由于人类精神成果与精神产品具有共享性特征，而人文社科学术理论期刊所刊载的是人类精神产品成果，所以学术期刊所承载的知识无疑具有非排他性，必然被社会所共享。同时，从出版发行层面看，学术期刊出版需要成本，也有一定发行量，对于学术期刊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但这是一种弱竞争性，因为学术期刊受众面专业与受众群特殊。这样来看，作为一种产品，学术期刊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同时具有外部性，而且主要存在正外部性，社会收益高于出版发行收益。
      学术期刊是知识的载体，担当着知识传播的任务，学术论文作为知识的附着容器，一旦发表便为他人所习得与共享，他人与社会就可以从中获益，但他人和社会并没有完全支付相应的费用，因此任何知识一旦在媒体上公开便具有正外部性，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典型的承载知识的媒介，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正外部性，即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由于共享性和外部性的存在，学术期刊不适合市场运作，只能采用公共提供的方式，由政府与相关科研机构买单。
      人文社科学术理论期刊由于其公共性、外部性、共享性、专业性的特征，承担着媒体责任，在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当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践中，观念与价值层面的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的培育与完善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公共理性是一种全社会的公共价值诉求，是通过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协商民主形成普遍意义上的重叠共识，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解决多元与共识的矛盾。而公共理性的践行则依托于一定的公共价值，将公共理性的话语从传统形而上学高度向公共生活的经验层面转换，使其成为社会大众日常践行的内容，以实现公共理性的合法性与现实性，保障公共理性在社会转型建构中的有效运作。
　　
人文社科期刊应促公共理性生长
　　
      鉴于其公共性特点，人文社科期刊在其发展与运行中必须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承担公共责任，促进公共理性的生长与发育。作为一个规模较大、受众面较广的交流平台，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对于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要在公共理性的建构中担当重要的媒体推进角色。公共理性作为一种公共文化背景中的实践理性，以一系列的公共价值（公平、诚信、宽容、正义）为载体保证公民以清醒的确定方式践行公共理性，从而实现公共理性的合法性。在这方面，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具有观念引导与释疑解惑的功能。
      第二，建构社会价值理想，强化公共价值追求。在一个古老的国度进行现代化实践，必然会出现新旧建制落差与脱节问题，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必须找寻与确立全社会新的价值理念与价值理想。作为学术传媒，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担当着文化传播、文化积累与文化创造的使命，同时也承载着价值理想重建的任务。学术期刊在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方面要精益求精，不辱使命，在建构当代先进文化价值方面要积极创造、贡献智慧。
      第三，突出问题意识，研究公共问题。波普尔说：“科学与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问题的问题。”（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层出不穷的问题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注民生和公共决策等具有公共性的问题，冷静地反思中国社会及社会发展中的公共问题，理应成为人文社科期刊的责任。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要明确问题意识，立足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思路与方法。
      第四，建构中国学术话语，成就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导引世界各国思考中国成功的经验，研究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都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人文社科期刊不能无视这一全球研究视域的巨大变化，要冷静地反思中国问题所呈现的世界价值。（韩璞庚：《学术理论期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江汉论坛》2008年11期）因此，人文社科期刊在反思当代世界问题，总结中国成功经验方面，担当着重要角色，要秉持客观公正的理性立场，为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创造学术研究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特色，为成就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中国风格与中国立场贡献智慧与力量。

（本文根据作者在第八届“全国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高层论坛”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作者系《江海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