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是党中央着眼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切实增强国家软实力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在我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中，党政类智库的定位和作用举足轻重，其近年来在机构数量、职能建构、人才培养、科研管理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在内部治理、激励机制、科研与经费管理等领域的改革探索也卓有成效，但依然存在资政实效与成果质量不高、顶级智库与高端人才不足、经费使用与激励机制受限、分类管理与制度保障缺位等突出矛盾，亟须从多元层面入手加以破解。

　　我国党政智库建设近年来已取得重要进展

　　1．机构数量持续增长。

　　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各类智库机构总数已达435家，是全球第二智库大国，其中党政部门所属智库占比超过40％，在决策咨询体系中作用显著。机构性质上，除少部分属于行政机构外，大多数为党政系统直属事业单位，在编研究人员平均在50—200人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则已达千人以上规模。岗位编制上主要分三类：一是全部采用参照公务员编制，二是全部实行全额拨款事业编制，三是内设办公机构与少数研究部门采用参公编制，其余部门实行全额、差额或自收自支类事业编制。

　　2．职能结构不断拓展。

　　一是研究领域逐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政智库在决策咨询实践中已逐步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理论建设”“科技进步与创新”和“外交、国防和国家安全”等四大研究领域布局。二是机构职能进一步拓展。在已有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职能基础上，政策评估与解读逐步成为我国党政智库职能体系构建中新的着力点。三是成果转化机制基本建立。绝大部分党政智库均拥有1—3种内参性研究报告，并普遍办有两种以上的专业性期刊或报纸。

　　3．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一是建设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借助财政拨款、企业赞助、社会捐赠等方式，我国党政智库目前普遍已拥有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二是资料信息和数据库体系日趋完善。大多数党政智库均建有专业性图书馆和信息数据库系统，其中自主开发的数据库正不断增多。三是成果宣传与推广平台逐渐成熟。除会议、论坛等传统方式外，互联网媒体平台日益丰富，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智库网”、中央编译局主办的“理论中国网”等为代表。

　　4．国际合作显著增多。

　　一是双边和多边交流不断加强。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已与80余个国家、超过200个国际社科类研究机构建立了领域交流联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与多国外交研究机构建立了常态交流机制，每年来访外宾达上千人次。二是与国际智库间的合作日益频繁。如中央党校目前与近30个国家的党政社科类智库开展学术合作，国家行政学院与7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百余个行政类院校、国际组织及科研机构建立了中长期合作。

　　我国党政智库着重实施的改革探索与创新举措

　　1．健全研究组织架构。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实行院、所两级法人组织架构，基于6个研究学部建立了39个研究院作为独立法人机构从事各有关学科领域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等分支性研究机构，逐步形成了“院—所—专业化智库”的三级智库格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推动智库研究工作建设，每年举办“全国政策咨询会议”和“省区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形成了发展研究中心与各省市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的研究合作制度，既促进相互合作研究，同时更对提升全国政策咨询系统的研究质量和水平、促进地方政府智库建设与交流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新华社等则分别计划在原有研究体系基础上新建4—8个专业领域智库或研究中心以拓展丰富现有研究组织架构。

　　2．优化岗位人才结构。

　　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培养多领域、复合型人才，建立了内部不同体制人员双向交流机制；注重在政策研究和政策评估工作中统筹国内外社会资源，建立“人才大网络”制度；注重实施“重点政策研究基础领域建设”制度，通过突出重点、长期积累、夯实基础、提高能力，形成一批高水平优势研究基础领域，涌现一批国内领先、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注重实施“海外人才交流计划”，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剑桥大学签订访学与成果出版计划等。国家行政学院在改革实践中注重探索在该院教师与智库人员之间实行旋转流动机制，定期安排选定教师到智库平台参与政策研究项目或决策咨询类任务，与此同时安排智库人员到教学平台进行理论积累，提升学院人员整体的研究分析水平。中国科学院在现有研究队伍基础上注重凝练智库研究团队，打造以首席专家为核心的“网络式”智库人才结构。

　　3．实施内部治理创新。

　　例如，中国工程院组建“咨询工作委员会”作为自身智库建设总体牵头机构，在主席团与院常务会议领导下协调各学部、研究院、研究所的智库研究工作。中央编译局、国家行政学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单位正在组建的智库理事会或智库领导小组，均由本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理事长或领导小组组长。中国科学院成立的“科技战略咨询院”下设5个研究部和5个研究支撑中心，在中国科学院科学思想库建设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形成了功能互补的“矩阵式”智库组织管理架构，目前正按照中央智库建设试点工作要求，以规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改革。国防大学成立的“国家安全工程实验室”平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组建的“决策咨询系统”等也与此类似，相关综合性管理平台正在党政智库中不断涌现。

　　4．完善科研管理与成果考评办法。

　　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反复强调，以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把研究报告质量关，实行研究报告三级审稿制度和查重制度，从研究部（所）部（所）长到中心主管领导到中心主任，逐级把关审批。对于缺少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长期跟踪、拿不出真东西的报告坚决打回去，有力地保障了研究报告整体质量。同时，制定“研究人员科研工作业务考核办法”，每年评选优秀调研报告，并建立了面向全国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系统的“中国发展研究奖”，对于优秀成果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中央党校依据战略性研究与政策咨询类成果的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媒体影响力、公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五方面标准，对自身智库成果输出情况建立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实行目标绩效为导向的考核方式，针对不同岗位实行差别化全员绩效考核，在技术层面组织力量开发了绩效管理和日常考核的信息化评估系统，目前已实现了信息在线填报、在线审核、在线跟踪、在线评估等功能。

　　5．定位经费改革重点。

　　例如，在预算管理方面，中央党校探索以零基预算、绩效预算为基础，充分考虑智库研究人员的智力性投入特征，根据不同领域的研究与咨询任务特点确定经费配置和经费预算方案。在基金设置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尝试通过筹建“宏观经济研究基金”，加强对于院属国有资本经营性收入的合理利用；中国工程院重视发挥“光华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会”的机构职能，积极吸纳企业、社会组织等领域捐赠资金用于自身智库建设；军事科学院探索设立“高端智库创新发展基金”，并拟将其分为“基础问题研究子基金”“起步项目子基金”“风险项目子基金”等三类，用以资助重大军事基础领域的长效研究和具体现实议题的专项研究等。在完善监督审查机制方面，我国党政智库近年来愈发重视加强资金监管与财务审计工作，对研究课题或项目实行更为细化规范的财务监督与收支管理，突出按需配置科研经费，同时不断健全考核与问责制度。

　　6．创新岗位激励机制。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新华社等多家单位在调整和优化现行薪酬结构基础上，把智库研究人员的薪酬收入水平同工作绩效挂钩，在部分直属研究院、研究所建立了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绩效薪酬制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探索设立“业务绩效专项资金”，以事业单位薪酬体系为参考，将智库研究人员收入分为若干层级，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岗位培训、学术进修等途径进一步丰富激励路径。中国工程院针对性地打造了智库研究成果的社会发布与宣传推广平台，如“‘1—2—7’百场学术会议体系”和“‘1＋9’高水平学术期刊体系”等，为智库研究人员提供面向国际前沿的高层次理论交流阵地，对提高成果显示度、激发研究积极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党政智库的建设共识与突出问题

　　从总体看，我国党政智库近年来在服务中央大局、打造高端定位、坚持政策导向、立足领域发展和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普遍进行了针对性的探索尝试，并在未来机构建设与改革发展思路中形成了以下共识：一是准确把握政治方向，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发挥好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职能，做好党和政府在科学决策中的参谋助手。二是聚焦打造优势研究领域，根据自身机构定位、发展积累与专业特长，重点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思想理论建设”“科技进步与创新”“外交、国防和国家安全”等四大领域建立并拓展研究工作布局。三是着力提高业务能力与科研管理水平，聚焦党政建设与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部署与关键决策需要，建立统筹谋划和持续投入的长效研究机制。四是全面提高人才队伍素质，立足智库主要依靠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进行智力性投入的业务特点，结合自身机构定位，推行长、短期相结合的人员聘用制度与岗位管理制度，探索研究成果质量导向的绩效薪酬制度。五是着力创新管理体制机制，重点对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保障和使用管理等问题在合理范围内探索更多灵活性，用以解决长期制约党政类智库发展的制度性瓶颈。六是加快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智库在“二轨外交”与国家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特有职能，打造不同形式、不同领域的国际合作平台与成果交流平台，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化发展研究议题，着重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与国家软实力等。

　　进入本世纪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持续重视与推动下，我国党政智库的研究能力、职能定位与决策咨询地位不断加强，对于国家整体建设与经济社会综合性发展的贡献持续提升。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与智库建设及思想市场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库体系还处于初期成长阶段，党政智库在契合中央决策需求、创建自身社会影响力、提供新知识、强化创新能力、构筑全球视野等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咨政实效与成果质量亟待提高。

　　首先，战略谋划与综合研判能力不强，科研选题机制相对比较固化。大多数党政智库往往根据具体学科领域、通过以部门为单位组织开展研究选题工作，致使在应对改革发展中的综合性重大现实议题时难以提供及时、精准的问题研判与操作性对策建议。其次，部分课题的研究实效与成果质量不高，碎片化、“浅轻散”的问题依然突出存在，对实际政策贡献的重视程度亟待加强。再次，成果指标体系不够健全，不同类型成果的评价办法趋同，对于战略性与对策性研究成果欠缺分类评价体系。

　　2．顶级智库与高端领军人才不足。

　　首先，缺少具有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顶级智库。目前我国智库体系建设在层次与结构上还很不成熟，尚未形成以综合性及专业化高端智库为引领的驱动力布局，党政智库在国家智库体系建设中亟须强化自身的战略性职能定位，发挥好在相应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其次，高端领军人才比较缺乏。大部分党政智库运行管理中行政化色彩较浓，领军型研究人才对于智库建设的灵魂与核心作用不足，首席专家、资深研究员等管理型研究岗位配置不够健全。再次，人才流动不够充分，缺乏有效且相互促进的智库人才“留住机制”与“流动机制”，缺少具有适度竞争性、以决策研究需求为导向的聘用性岗位设置，以及智库与党政决策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和双向输送机制。

　　3．经费运转与激励机制欠缺匹配。

　　目前，我国党政智库仍主要施行政府部门的经费管理制度，尚未充分针对智库以调查研究为主的业务特点改革经费支出结构和预决算方式。此外，作为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评估、解读相结合的部门，智库智力性成果的产出形式比较多元，难以运用单一框架进行评价，缺少不同类型成果间的绩效转换与动态激励机制。

　　4．分类管理与制度保障尚需完善。

　　首先，缺少符合不同类型党政智库运行特点的组织体系与管理架构，机构发展模式、路径还比较单一，在统筹性与差异化兼顾的分类管理思路上亟须创新。其次，内部治理机制尚不健全，突出表现在行政管理与科研管理分工方面存在职能重叠、错位或分工不清晰等问题。再次，欠缺智库进行咨政辅政、参与公共决策流程所必要的制度与法规保障，使得我国党政智库难以充分行使其对于决策的调节、修正、预警、评估等重要职能。

　　加快推进我国党政智库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1．健全管理组织架构，完善内部治理结构。

　　首先，要在准确把握智库建设规律、统筹国内党政智库发展共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党政类智库分类管理办法，完善政策建构与管理框架。其次，要健全党政智库议事职能机构建设，用以对接中央战略部署与行政部门工作，行使管理协调职能并开展审核评估工作。再次，要创新现有党政智库内部治理结构，加快完善党组、党委领导下的学术委员会或理事会研究管理体制，探索首席专家在具体研究领域中的责任制度。

　　2．突出引领带动作用，强化咨政制度保障。

　　首先，要强化党政智库在所属决策咨询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遴选和培育若干具有领域权威性与国际影响力的顶级智库，滚动淘汰式优化国家高端智库试点机制,切实发挥好党政智库的政策研究优势和先导示范效应。其次，要加快完善党政智库参与决策咨询工作的制度安排，规范行政领域的决策咨询机制与政策评估机制，把智库咨询与评估纳入到重大公共决策法定程序中去。再次，要建立面向国家发展重大议题的智库协作研究机制，打造“智库联合体”，加强党政智库与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的协同建设，注重强化其综合性定位与统筹协调职能，促进党政智库加快形成“小机构、大网络”的业务组织方式，既做好自身研究，也要组织好社会力量开展协同研究，并要将研究组织工作纳入党政智库的重要职责范畴。

　　3．优化岗位人才结构，加强双向人才流动。

　　首先，要创新党政智库人才管理模式，在研究性岗位全面推行绩效与成果导向的岗位聘用制度，积极在参公类智库中探索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制度。其次，要着力培养高端综合型人才与专业领军人才，遴选对中央决策作出突出贡献的智库专家构成“资深研究员”队伍，与首席专家共同带动所在智库研究队伍建设。再次，要率先在党政智库与行政部门间设立人才交流的“旋转门”机制，有序安排智库研究人员进入或借调参与决策部门行政工作，同时不断把有思想活力、有实践经验、有突出政策研究能力的行政人员根据需要阶段性吸纳到智库队伍中来，强化党政智库人才结构的复合性与实践性特征。

　　4．创新科研与经费管理体制，探索多元激励机制。

　　首先，要改进党政智库研究选题机制，建立面向党和国家重大发展议题所需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选题路径，做到短期与中长期、决策急需和战略长远议题合理兼顾，解决智库领域性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研究等问题。其次，要细化党政智库研究成果质量管理，将智库机构内部评价和同行评价、第三方机构评价有机结合，在理论贡献、决策贡献、社会贡献等不同维度制定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再次，要探索契合党政智库发展规律与业务特点的经费管理制度，重点在支出结构、分级预算、基金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和创新探索，根据服务决策贡献大小形成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机制。

　　5．拓展宣传推广平台，扩大成果社会影响。

　　在内参性成果方面，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研究成果报送渠道，搭建党政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间的供需对接机制。在严守保密制度前提下，适当扩大对于不涉及国家安全相关成果的公开发表范围，同时健全成果监督路径。在社会性成果方面，要着力加强党政智库公开出版物的管理和筛选工作，推进数字化、信息化宣传推广体系支撑，在此基础上鼓励其在政策解读与政策研究工作中加大与主流媒体和国外重点智库间的研究合作，增强党政智库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的社会显示度与影响力。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http://www.cet.com.cn/ycpd/xwk/182285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