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原文：《人文学科在后理论时代的“数字转向”》 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0期第5版

作者：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李点

   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理论”（Theory）在二十世纪后半期风行西方学界，以“激进批评”（radical criticism）的姿态面对文化历史和学术传统，为人文和社会研究的众多学科带来了一场思想与方法的革命。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听到最多的却是“后理论”的口号。它并不意味着可以替代“理论”的新理论的出现，而首先是一种大师已去、难以为继的感觉。正如特里·伊格尔顿下述略带伤感的文字所描述的那样：“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雅克·拉康、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路易斯·阿尔杜塞、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山之作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雷蒙·威廉姆斯、皮埃尔·布德里亚、雅克·德里达、福瑞德里克·杰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独辟蹊径的早期著作也时有多日。之后的理论写作，无论是在宏观维度还是在原创性方面，与这些开山鼻祖们相比都难以望其项背，虽然后者的某些观点已经被时间所淘汰。命运之轮使罗兰·巴特丧生于一辆巴黎洗衣厢车的轮下，又使米歇尔·福柯在艾滋病的折磨中告别人世。死神还带走了拉康、威廉姆斯和布德里亚，路易斯·阿尔杜塞则因谋杀妻子被放逐到精神病院。如此看来，上帝并非一个结构主义者。”

   作为理论界的泰斗之一，伊格尔顿感到兔死狐悲，这不难理解。让他心态悲凉的真正原因恐怕还在于催生理论的文化氛围已经时过境迁，人们不再专心于深层哲学的探究，而是转为对社会价值和文化实践，尤其是对享乐经验和娱乐形式的关注。这就是他所说的“理论之后”。

   “理论之后”催生了“后理论”的感觉，但“后理论”不是“无理论”， 更不是回到“理论之前”。它本身既是对“理论”的致敬，又包含了对“理论”本身的缺点与局限的自觉。于是，从解构到建构，从原本到旨意，从同质到异质，从宏观到局部，学者们寻求一系列的转向，如“文化转向”、“伦理转向”、“实践转向”等不一而足，而“数字转向”则是人文学科突破性思维的最新表现。

   数字人文的前提是现代生活的数字化。电脑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恍然之间，我们写字的工具就从钢笔、铅笔换成了电脑，字典从纸质版过渡到电子版，工具书让位于网上搜索，信函为短信和电邮所取代。新世纪以来，数字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微风细雨式的侵袭，升级到电闪雷鸣般的推移，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

   从电脑的诞生之日起，数字化的信息就成了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工具，尤其在图书检索方面的优越性不可比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脑图像技术的发展孵育了美国特技电影和电子绘画的诞生，数字人文的第一本学术刊物《电脑与人文》（Computer and the Humanities）便是这种电脑科技和艺术的联姻的结果。八九十年代，由于电脑语言的成熟与普及，文本编码和编程变得极为方便，产生了数量可观的主题性的文本语库，如“女作家计划”（Women Writers Project）和“威廉·布莱克档案”（The William Blake Archive）等。2004年，美国学者苏珊·施赖布曼（Susan Schreibman）等人首次提出“数字人文”的概念，改变以往“人文计算运作”（humanities computing）的提法，  为这个新领域既立名也正名。之后，经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认定以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的大力提倡，数字人文迅速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界热词。

   毫无疑问，数字人文的出现是人文学者对数字化时代的理性认可。然而，它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未有共识性的定义，因此，有人戏称它是顶“大帐篷”，谁都可以来住。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出面组织了一场开放性的网上讨论，自2009年起迄今为止，讨论的文字编辑成书，在2012年和2016年出了两辑，书名就叫《数字人文大辩论》（Debates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书中为数字人文所下的定义多达二十多种，但没有一种令人完全满意。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文的领域无边无际，它的中心点就在于数字媒介和传统人文的联姻，可涵括范围广泛的行为，从在线保存到数字制图，从数据采掘到地理信息图库。数字化技术和现有人文与社会学科融合、渗透之后，数字人文还可包括媒体研究、网络文学、电子艺术、教育科技、学术编辑、信息科学和软件研究等交叉性学科。具体来说，数字人文就是使用数字媒介的工具和方法来重新考察传统人文学科的课题，同时又用人文研究的范式和方法来探索数字媒介的功能与意义。

   数字人文理念的支持者众多，反对者也不少。美国学者亚当·克思奇（Adam Kirsch）对数字人文的批判很有代表性。三年前，他在著名的《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科技接管英文系： 数字人文的虚假承诺》的长文，直接质疑美国大学管理的技术化和职场化，而数字人文就是其直接表现形式之一。某些数字人文倡导者的极端立场流露出对传统人文核心价值的挑战乃至颠覆，如轻文字重图像，轻思想重制作，轻创作重编码，等等。数字人文把科学思维范式带入人文研究，推崇数据中心论，注重数据的广度和处理速度。然而，思维的速度与思维的质量和结果并没有必然联系。他认为，人文思维在本质上不是实验性的实证去伪，而是一种纯粹的脑力活动。它受艺术创作和历史语境的启发，达到增进理解和培育同情的目的。思维的体验和文字表达构成人文研究与人文教育的骨髓，而数字人文在总体上恰恰有架空这种思维的危险。所以，亚当·克思奇警告说：在数字人文接管了英文系之后，也许“有一天我们醒来会突然发现，我们卖掉了与生俱来的权利，换来的却是一堆乱糟糟的应用软件”。

   然而，对数字人文研究现状的质疑恐怕难以阻挡数字人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势头。在我们当今日异月殊的数字化时代，传统人文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以不合作的态度守自己一方净土。其实，这方净土在内容和传播上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呈现一道色彩斑斓、良莠杂陈的风景。一方面是现存文库的数字化，除了在文化遗产方面的保存功能之外，其具有的检索性和开放性促成了“文本的民主化”，让研究者从“孤独的天才”走向“合作的团队”；另一方面是新型数字文本和图像的生产，如网络文学和推特、博客等社交媒介，它们的瞬时性和互动性对写作、阅读和传播的概念增添了新的意义。如果说传统人文尤其是文学一直代表着人类对经验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幻想，那么与实体世界（一个界定的而且似乎在压缩的物理空间）平行的数字空间（一个日益膨胀的虚拟现实）本身就是想象和书写的象征，也是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张扬。所以说，数字人文的理念，一半是描述现实，一半是想象未来，这也是它对我们的诱惑之所在。

   目前数字人文的研究成就主要集中在数据和文本的保存、处理与呈现方面。众多已经发表的制作，如剑桥和耶鲁大学合作的“世界口头文学工程”与西北大学的“语言聚汇”（收集了代表性的西方经典文学文本），着重于把现有的知识图像化和数量化，并增设强大的检索功能，但它们并没有修正已知的结论或改变我们对研究材料的思考模式。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不正视数字人文在材料和方法上对传统人文研究的冲击，这是因为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换往往是渐变与突变的结合。

   数字人文的倡导者们宣称数字人文带来了“后理论”时代的“方法时刻”（methodological moment），这种说法的一个例证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的研究。受数字人文的启发，他提出了“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的概念。它区别于传统“细读”（close reading），是一种借助于数字化手段的泛读，在海量的文本里通过分析修辞、主题、借喻、风格等结构要素来寻找范式和模型。他认为，细读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阅读，因为它假定经典的事先存在；而远距离阅读是中性的阅读，旨在获取信息与发现模式。他甚至断言：“我们知道如何阅读文本，现在得学会不阅读文本（We know how to read texts, now let’s learn how not to read them）。” 

   他的一个实例是阅读从1740年到1850年之间出版的七千部英国小说。这样数量的文本一个学者一生也读不完，可是他借助谷歌的“N-像阅读器（N-Gram Viewer）”很快就读完了（谷歌书库目前已收录了世界上已出版的4%的图书）。阅读之中，他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小说的标题越来越短，从平均十五到二十字缩减到六个字；二是男性作家的作品多以奇幻和探险为题材，标题均用定冠词“the”起头，而女性作家多写家庭与爱情故事，标题一般以不定冠词“a”开始。弗朗科·莫瑞狄认为，前者是由于市场的作用和作家的职业化，而后者则是由于女性作者对自己实验性的写作的高度自觉，在探索中为女儿和妻子这些传统角色注入新的含义。也许有人会说，弗朗科·莫瑞狄的结论虽然很有意思，却也算不上是令人拍手惊叹的真知卓见。确实如此，如何扩展和更新我们的人文知识，而不是仅仅印证与复制已知的知识世界，正是数字人文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可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弗朗科·莫瑞狄作为数字人文先行者的智慧。他的思维方式与阅读方法对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乃至一般文学研究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这说明数字人文的未来仍然离不开学者的创新与开拓。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0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社会科学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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